战国晚期·青铜编钟，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1号墓出土。
战国早期·排箫，一九七八年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商代晚期·“大（天）兽御”青铜尊，一九六五年汉阳沙帽山出土。
春秋晚期·“越王勾践”剑，一九六五年湖北省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
战国早期·青铜鹿角立鹤，一九七八年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出土。
“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是以长江、汉水的宽阔水势，比喻周王朝大军凯旋的浩荡气势。7月3日至9月3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在北京联合举办的“江汉汤汤——湖北出土商周文物展”，借“江汉汤汤”为题，叹湖北地区先秦文化之瑰丽，颇合《诗经》的比兴之法。湖北省博物馆等10余家文物收藏机构的122件（套）文物，上起殷商，下至战国，从常见于各类展览的青铜礼乐兵器，到难得一见的漆木制先秦乐器，系统展现了湖北地区从商代早期至战国时期的青铜文明和礼乐文化，从中可以窥见早期华夏文明传播传承、吸收融合的历史进程和规律。
殷商古韵传南土
先秦时期的湖北地区，北接中原，南通百越，西达巴蜀，东邻吴越，各具特色的中国早期区域文明在此汇聚、交流、传播，形成了多元的文化面貌。
早在公元前1500年，湖北地区已经成为商王朝南方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历史踪迹于1954年在武汉市黄陂地区被证实——当地发现了商代早期大规模城址盘龙城，后来经考古发掘，这里不仅有上古城垣、宫殿基址、贵族墓葬、手工作坊等大批遗迹，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包括大批青铜兵器。种种迹象表明，盘龙城既是商王朝向南开疆拓土的军事重镇，也是获取南方矿产资源的重要基地，甚至一度成为江汉地区的政治中心。殷商文明也由此冲出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文明交汇融合，华夏文明开始在江汉之滨闪耀光芒。
商代是青铜时代的繁荣时期，青铜器种类丰富，形制和功能完备，礼器、兵器、乐器、工具、车马器及杂器等不一而足。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青铜器的地位无与伦比。此次展出的“兽面纹青铜钺”，1989年出土于盘龙城杨家湾11号墓。钺是我国古代兵器，商周时期主要作为礼兵器，象征权力，类似西方的权杖。《尚书·牧誓》篇，记述了武王伐纣时在牧野之战前夕动员全军的场景，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可见，至迟在商末周初时，钺仍然是权力的重要象征。而这件青铜钺，制作精美，纹饰繁复，明显非用于实战，更多显示出商王朝对于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威。
青铜礼器包括炊器、食器、水器和酒器。从湖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来看，酒器器型众多，功能划分细致，展现了商代的饮酒风尚。汉阳沙帽山出土的商晚期“‘大（天）兽御’青铜尊”，是一件觚形尊，这种形制流行于商末周初，虽以饮酒器觚的形制来造型，但其体量较大，主要是用来盛酒，作为尊使用。其铸制精良，器形高大凝重，纹饰华丽俊挺，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风格趋同。
商代虽然还没有像周朝那样建立起系统的礼乐制度，但是青铜器已然是等级制、宗法制、葬礼、祭礼等国家制度的物化体现，并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这些表达财富、身份、地位的重要资源由统治阶级牢牢把控，因此，这一时期湖北地区的出土文物也便呈现出与中原地区的出土文物大体相似的风格面貌。
姬周礼乐动江汉
商末纣王暴虐，骄奢淫逸。其后武王伐纣，以周代商，为了巩固统治，分封了大批姬姓、异姓贵族到包括湖北在内的各地，并建立起一整套礼乐制度，确立各级贵族的政治和生活准则，作为维护宗法制度必不可少的工具，彰显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有序统治，从而也进一步奠定了中华传统礼乐文明的基调。
随着西周各王的不断分封，汉水以北、以东地区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汉阳诸姬”，负责监视并阻断荆楚和淮夷、于越结盟，对安定南方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透露，近年在文峰塔墓葬群不断有大量青铜器出土，其中的“‘曾侯月舆’编钟”有179字铭文，铭文中有“君庇淮夷，临有江夏”一句，正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解说。
姬姓诸侯和异姓贵族给江汉地区带来了浓郁的周礼文化。系统而完整的西周礼乐制度，从礼器到乐器等，形成了严格的使用规制，并赋予其礼乐文化内涵，例如“天子九鼎”等用鼎制度。周礼文化也与当地荆楚、淮夷文化不断融合。这种文化上的变迁，从西周早期的“兽面扉棱青铜尊”和“虎形青铜尊”中可窥一斑。鄂国“兽面扉棱青铜尊”虽然在造型上与同时期中原青铜尊并无差异，但是其兽面纹纹样奇诡，堆塑立体性极强，鼻、眉、眼较为写实，凸显出兽面鼓张的特质。江陵出土的“虎形青铜尊”，据推测为沉祭之器，其虎首微昂，獠牙利齿，双目圆睁，翘鼻粗颈，具有一定的巴文化风格，进而证明西周早期的江汉地区，其聚居族群已比较复杂。
族群杂居，必然带来文化融合。一种以周礼文明为基础的地域文化——楚文化，便在这片江河纵横的土地上，慢慢酝酿，静待时机喷薄而出。
华夏统一融楚风
进入春秋战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社会矛盾日趋激化，造成了周王室势力日渐衰微，各诸侯国日渐强大，进而互相讨伐，“礼崩乐坏”，诸侯、大夫僭越之事屡见不鲜。例如此次展览展出的一组由9件“窃曲纹青铜鼎”、7件“瓦楞纹青铜簋”组合而成的展品，原组合当为“九鼎八簋”形制，这本是周礼中的天子之礼，然而从铭文看，墓主人却为春秋早期某位曾侯之子曾仲斿父，充分体现了当时四方诸侯日益僭越礼制的历史背景。
在此历史大环境下，一直被“汉阳诸姬”所阻挡的楚国势力沿汉水北上，在蚕食“汉阳诸姬”的过程中逐渐壮大，至楚庄王时，楚国“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兵至周郊问九鼎大小轻重于周使，成就了“问鼎中原”这一典故。战国时期的楚国，已然是“地方五千里”的泱泱大国。
出土于湖北望山楚墓之中的“‘越王勾践’剑”，便是楚国发展史的写照。这柄青铜剑，历千年而不朽，依然保持着原初的光泽。剑身装饰有黑色菱形暗纹，近剑格处有错金铭文2行8字：“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即“勾践”二字的异体，证明此剑为越王勾践所有。通过墓葬年代测定和相关史书记载的对比，有专家认为，“‘越王勾践’剑”应是楚灭越战争的战利品。楚国一时之强可窥一斑。
“礼崩乐坏”使中原地区丧失了对文化的绝对控制权，国力强盛又使楚国表现出强大的文化自信，从而楚地文化特色日益浓郁，由此形成了以楚国为核心的文化形态——楚文化，并随着其疆域的扩张迅速扩展影响。
此时，虽然礼乐制度逐渐走向解体，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鼎”和“编钟”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仍是楚文化的典型代表。
湖北是中国出土早期乐器最多的地区，囊括了先秦乐器“八音”之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的全部种类。这些乐器的出土及相关乐律学铭文的发现，勾勒出早期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面貌，也改写了世界古代音乐史。此次展出的“青铜编钟”“排箫”“木雕彩绘漆琴”等乐器，呈现了楚文化在接受北方礼乐文化影响的进程中，对其的发展以及所形成的特色——战国晚期，乐器音列得到逐步完善，制作工艺大幅提高，礼乐的艺术化使其突破陈规束缚得以发展。
“鼎”在楚地青铜礼器中占有重要地位。战国时期，以楚王、附庸国君和封君等为代表的高级贵族，墓葬礼俗尽可能向周礼系统靠近，以成组的“鼎”和“圆鼎”标示身份等级；低等级贵族，则更多地以鼎、敦、壶、簠、盒的组合形式标示身份，在器物组合以及数量方面，几乎不见周礼的影子，在这种双重礼制的格局下，楚地文化呈现异彩纷呈的特点。
战国晚期，楚国被公推为合纵长，联合六国共同抗秦。然而随着楚怀王被俘、秦将白起拔郢，楚国最终于公元前223年被秦所灭，终成强秦郡县。商周时期的开疆拓土，将璀璨的青铜文明和礼乐制度传播到华夏各地，并经千年的民族融合和文化变迁，引发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大爆炸，及至始皇帝灭六国而一统天下，书同文，车同轨，政治统一，看似消解了丰富多元的战国文化，实则将其重构整合在了一个更为紧密的华夏文明之中。也正是商周时期华夏各区域文明的交流互鉴，成就了华夏文明的勃兴，确定了华夏文明兼容并包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