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冬日雨夜，再三拜读刘梦溪先生大文《二千年中外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中华读书报》2016年9月14日），令我深切地感受到刘先生对陈寅恪先生佛学思想研究，循流达源，把握要津，悟解昭示二千年中外思想接触之要义，对于解读中国儒释道三学互融之奥秘，感通中国文化核心之精义，具有重要意义。
刘先生从陈寅恪先生对儒释道三学的“判教”出发，以慧远与鸠摩罗什佛学成就为思想契入点，索解“判教”密码，境域大开，渐入佳境，柳暗花明。先生并以论及东晋竺道生的“顿悟义”提出，而由谢灵运继之而扬其波，论证寅恪先生称此一变迁为“中国思想上之一大变”。此为中国禅宗初始，实为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大转折点。此论大有发先人未发之处。
刘先生指出“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是陈寅恪对儒家学说的深度“判教”。刘先生指出，宋代新儒学的特殊贡献是融会儒释道三家，而能自成一统。本来善于吸收他种文化成分是道教的特点，但“此种遗业”被新儒家继承而达致“大成”，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陈寅恪先生说：“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83页）故寅老中肯地提出：“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同上，第284页）以至遇到国家的庆典，可以“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
饶有意味的是，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并不因渊源不同而互相排斥，而是彼此吸收，虽分立而合流。大功臣是儒家学说，由于不是“真正的宗教”，其对佛、道两家的吸纳包容，史迹昭昭，人所共知。以此之故，传统社会的“外服儒风之士可以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其间并无所冲突”。至新儒学的出现，既是儒家自身的更化与革新，又是“三教合一”的思想范例。为此，刘先生深刻地指出“这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观”。儒释道三学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此根脉维系中国文化的慧命所在。这是关系到中国“文化结构”与“文化秩序”的历史流程，以及今后中国文化走向研究的重要之处。刘先生大文为此梳理陈寅恪先生著作的学术精髓，对中国学术研究有着纲领性质的贡献。由此研究中国儒释道三学历史流变，可谓“纲举目张”。深悟此义，便知刘先生此文的重大学术价值，在于昭示“道教之真精神”和“新儒家之旧途径”的深沉意涵。
刘先生还从个案出发，正本清源，指出经寅恪先生考证陶渊明出身于世奉天师道的溪族，所以没有向新潮流的佛教倾斜，是由于他对道教的自然说“有进一步之创解”，创造了一种“新自然说”（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320页）。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等宗奉的是与名教对立的旧自然说，而陶渊明“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陶渊明：《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329页）。我们假若从陶渊明的“外儒而内道”的个案和新儒家思想形成的综合角度出发，由此发散思考，感通佛教入传之后，经过儒道的交融，佛学对中国普及宗教信仰，丰富汉语言的哲学性，营造诗歌文学的意境，完善气功养生的理念，提升书画艺术的美学境界，等等，将获得很多启发。
刘先生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研究的卓识真知，阐述精妙，既是贯通陈寅恪先生的整体学术精神要义，又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二千年来与外来文化交融的范例。这不仅仅是值得佛学研究者深入阅读的文本，更是研究中国二千年来儒释道文化交融研究的重要新发现。
刘先生认为：“儒、释、道三家之在中国，不是束缚人性的枷锁，而是人的精神自由的粘合剂。所以新儒学的孕育与发酵的过程，佛教学说已经自然而然地参与其中了。”这为当下如何面对跨文化的沟通和互融，“对今后我中华未来文化建构和文化建设，亦具有直接的教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