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的问题，是两千年来学界研究最多、分歧也最多，并且对我国封建时期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争论的核心是：孔子有没有作《春秋》？作的是一部怎样的《春秋》？其《春秋》大义究竟在哪里？与之相关的还有：《左传》与《春秋》是什么关系？《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史学、文学、哲学的重大问题，两千年来学人对这些问题曾进行了种种探索，提出种种推测。然而，由于第一手资料的缺乏，难以得出明确而统一的结论，但谁也没有否定这些问题的学术价值。牛鸿恩先生却因为笔者的“人微”，公然表示不屑，说：“姚女士是古今提出孔子作《左传》的第一人。她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低估了两千年来的学人，高估了自己……她所谓孔子作传是‘先秦以来全部典籍……证明的铁的事实’，足以引发人们思考。这等于说，两千年来的学人对于‘全部典籍’中无所不在、唾手可得的‘铁的事实’，竟然个个熟视无睹，只有她一人‘敏锐地’出来揭‘秘’，这绝对背于情理”，于是想一棍子将其打倒，说“她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乃至株连到孔子、孟子、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乃孟子、司马迁的“圣化”“造伪”，全盘否定了孔子作《春秋》的史实。其态度之蛮横、论证方法的主观武断、强辞夺理，措辞之粗鲁，在笔者平生还是第一次领教。
在学术上进行探索，发表不同的看法，这本是最正常的现象，也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鸣中，才能推动学术不断进步。但象牛氏这样，因为对方作出迥异于前人的学术见解，而又不够“大腕”，就对他的劳动成果、研究价值全盘否认，扣以“高估自己”“低估两千年学人”的罪名，实不多见。按照牛氏的逻辑，固守习见或剽窃前人的倒是“谦虚”“尊重两千年学人”的美德了？
诚然，“孔子作《春秋》”的问题，十分复杂，甚至令人望而生畏。在牛氏看来，这样的问题，象笔者这样既非“腕”们亦非“爷”们的，竟敢斗胆过问，而且竟敢向传统挑战，推翻两千年的习见，指出其误区，“绝对背于情理”。照此说来，在科学研究上也应当恪守“长幼有序，贵贱有别”的祖宗遗训，那么，我们只应永远停留在孔子、孟子的水平，否则，岂不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两千年的圣人”？牛先生也许忘了一个“绝对”真实的史实：当年曾令“九国之士逡巡遁逃而不敢进”、自以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秦国，却正是被陈涉——这个“壅牖绳枢之子”“才能不及中人”的“氓隶之人”，首举义旗推翻，立下头功的。这是否也“绝对背于情理”？
笔者自感才疏学浅，更不敢妄自尊大，只想为孔子作《春秋》这个迷误了两千年而又“绝对”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问题，作一点探索，为之作马前卒鸣锣开道。虽明知有人会“白眼”相对，却不想临阵脱逃。笔者没有“高估”自己的意思，恰恰相反，正是两千年来学人对这个问题的种种探索、争议、研究，为笔者开拓了道路。笔者的论题和考证，正是在全面考察并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获得的，特别是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的有关研究中，他们已提出“传（《左传》）亦皆仲尼作也”[1]（《章太炎全集》三《检论》，《春秋故言》）的与笔者相近的见解，这给了笔者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遗憾的是在孔子“修《春秋经》”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未能摆脱传统习见，妨碍了他们对此问题作出更深入的探索）。笔者只是承其绪，纠其偏、博其证、成其果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