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主流，这是目前学术界所公认的。然而具体到儒家与道家的关系，一般又都把视角更多地倾注在儒家一面，对于道家的阐述往往要走到人生智慧甚或道教的方向，使人感到道家是对儒家的一个补充，而不是像太极中的阴阳概念那样是共存共亡、互为消长的互补。
儒、道文化渊远流长，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渗透，它们的边际可以说是无可限量。对此，本文拟采用一种“一言以蔽之”和“损之又损之”的化简方法，通过舍弃一切可以舍弃的因素，保留必须保留的部分，否则就不成其为儒家或道家的办法，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内，对儒道文化的性质和界定这个大题目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本文认为，孔孟荀的儒家文化和庄子的道家文化确乎是互补的。由儒道二家的比较而言，二者正相对立；由儒家二家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主流而言，二者又恰相互补。孔孟荀以人为中心、为出发点、为根据，承认存在，立足现实，注重人生和社会实践，以相对现象作为绝对依据，务求建立自洽、封闭、多元支撑的秩序体系。庄子则是以自然为中心、为出发点、为依据，关于人生和社会的思想是从其本体论核心中逻辑推导出来的，而他的本体论追求又由于有绝对真理与人的认识能力等不可逾越的极限问题而导致了内在的矛盾，从而使他的体系呈现出了开放的性质。在中国古代特有的“天”和“人”这一组哲学范畴中，儒家正是侧重于人的一极，道家则是倾向于天的一极。儒家和道家一封闭、一开放，一天、一人，沿着各自的一极互相对立地发展。与此同时，又共同构成了由天、人两极标出的同一个完整的文化坐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希望也有一个“新道家”思潮，与数十年的“新儒家”思潮互补地产生出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一些实际的作用。
二
在先秦儒家思想奠定时期，孔子、孟子、荀子并称儒家大师，但三人的具体政治主张已经不同。孔子主张仁政，孟子主张王政，荀子主张兼王霸。而且孟子主张人性善，法先王，荀子主张人性恶，法后王，观点不仅不同，尚且对立。《荀子·非十二子》中指名批评孟子说：“略法先王而不知统……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况且，这三人的政治主张，哪一个也没有最终实现。所以，判定儒家一派不能以一个人的具体政治主张作标准。孔孟荀三人的政治主张一一调整，一一落空，留下来的是他们三个人共同的人道实践原则。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仁，仁就是人，就是人道、人文。只有这一个原则是不变的。
儒家人道实践原则有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注重政治实践。儒家学说有很强的政治针对性，孔孟荀三人虽然都以学者看待儒家，就转失其真意了。
第二，注重现实的原则。孔子说“功求成，事求可”，孟子说“当务之为急”，荀子说“不与天争职”。与现实距离遥远的事务，无论大小，都无意义；与现实距离切近的事务，无论巨细，都有意义。对现实的关注有时甚至超出了人的情感和善恶，也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第三，独断的认识论。儒家虽有孔子的“举一反三”，孟子的“善辩”，但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说，儒家认识论是独断的，通俗说就是不讲理的。
认识论上的独断和政治主张上的人治正相对应。一项主张可以赋予许多次适时适地的新的解释。最明显的一个例证解释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不同论断。孟子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所以提出人心本善，要求法先王。而荀子较孟子晚出，生当战国末年，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所以不宜再倡言人心之善，只有深明其恶，以期人能反躬自救，深自鞭策，厉行改造。究其实，孟荀二人都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所谓性善性恶，原也可以无所谓性善性恶，二者只是同一逻辑论证的不同前提而已，二者的分歧在于二人所处时代的前后不同。主张性善强调后天努力而恢复本性，主张性恶强调后天努力而改造本性，性善性恶的观点表面上看虽然相反，其实二人的人道主张是一致的，强调后天实践是一致的，而且逻辑论证上同属独断也是一致的。
另外一个明显的论证是儒家对“天”也就是对自然的认识。荀子提出“缘天官”，主张对自然现象要依据人的自然感官感觉为标准进行判断，以求见怪不怪，得出天行有常的结论。而以认知主体的自然感官作为认识客观事物的标准，就势必要走到主观独断的位置上了，因而也就很自然地会得出“天圆地方”和“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的错误的时空观念了。
儒家文化是在周文疲弊、上下失序的忧患中提出来的，它代表了旱地农耕文化为使自身发展长久延续而提出的最基本要求，而且它也实现了保护旱地农耕文化发展延续这一目的。所以儒家文化虽然在哲学上缺乏本体论部分和在逻辑上是独断的，但它仍然是最有见识也最有贡献的一种文化。而且只要中国传统的旱地农耕生产方式还有一定遗存，儒家文化即使不加改造也仍然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
对儒家文化进行界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属于儒家一派,不能以他的师承渊源为依据。孔孟荀三人就都没有师承渊源。孟子只是“私淑”孔子，而道家的老子（从理论上）和儒家的荀子（从师承上）又共同造就了法家的韩非。衡量也不能以他自己的判断为依据，没有儒名的可能是真儒，自称是真儒的可能不是儒。举董仲舒和司马迁为例，先秦儒家大师是从“当仁不让于师”、“吾欲为东周”的立场上提出政治主张的，气质高傲，不受任何限制。董仲舒则是在预先肯定汉武帝的帝王地位前提下进行天人对策的，他所做的至多就是一种文饰，虽自以为大儒，却决不是真的大儒。司马迁走的虽是史官一途，但却能提出不逊于先秦诸子的思想见解，所以虽然“是非颇缪于圣人”，却是真儒。
在先秦及其以后的学术史上，儒道互绌、儒墨互绌的现象很激烈，各以其是为是，以其非为非，儒家内部也曾分裂为八派。其实百家也好，八派也好，都如《易大传》、《庄子．天下》和司马谈《六家要指》所说，是各有所明，时有所用，殊途同归，本质上都是要求参与全社会的政治实践。等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时，儒家就已经广泛包容了各家的内容，如阴阳、五行等。所以独尊儒术以后，表面上看是百家均被罢黜，独存儒家，实际上只是百家各自隐藏了自己的名号，而在儒家的共名下继续保存。儒家变成了一个包罗百家的庞大知识体系，其中所有因素都可追溯回百家渊源之中，而儒家本身原始的因素反而难于找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百家中的大部分学说都是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部分，至少是与儒家文化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的。其中甚至也应该包括道家中的老子，因为老子的学说整体上也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学说，它所讲的都是王侯致治之道。到战国后期以至汉初，更演变成了“黄老道德之术”的新道家、道法家的政治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