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利用历史资料、考古成果、民族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的指示，尤其是维吾尔族古代的历史记载，论述维吾尔族的族源为十姓回纥（袁纥）和九姓乌古斯（护骨）。早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两大部族即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北部和中部。维吾尔族的发祥地也应当是蒙古高原，不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
一、先秦至汉唐，塔里木盆地各处土著的种族成分、语言文字和生产方式
先秦两汉时期，塔里木盆地西南有西夜、蒲犁、依耐、无雷等国。《汉书•西域传上•西夜国》记载：“蒲犁及依耐、无雷，皆西夜种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氐羌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上述记载中的“胡”是指“西胡”，主要指从事农业生产或商业的阿姆河两岸居民栗特族。同书又记载“无雷……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我们知道，乌孙西迁伊犁河流域后，其国居民多为塞种人。塞种人讲印欧语系的东伊朗语，从事畜牧业生产。同书又记诸国的西邻，帕米尔高原东部的桃槐、休循、捐毒等国，“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两相对比可知，塔里木盆地西南、帕米尔高原东麓的西夜、蒲犁、依耐、无雷等国，其土著为塞种人，其语言为东伊朗语，其生产方式为游牧业。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其地虽然国有分合和变化，但是，种族成分、语言文字和生产方式则变化不大。
先秦两汉时期，塔里木盆地西部有一大国，名叫“疏勒”，其境域约略相当于今新疆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南部。“疏勒”的国名很有来历，原来在中亚阿姆河的中游和下游，居住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古老民族，名叫“栗特”（sogdak），因为该族上古曾长期受波斯帝国的统治，其居住地又邻伊朗高原的东部，所以其人皆操伊朗语，而东部伊朗语则称栗特人为sulik，汉晋时期的汉字音译为“疏勒”，隋唐时期则又译为“窣利”、“苏哩”。又，根据新疆的考古资料可知，汉朝时期西域的尉头国（今新疆阿合奇县）、姑墨国（今新疆巴楚县）、温宿国（今新疆乌什县）等地的居民也都操东伊朗语，可见他们也是东迁的栗特族人的分支。根据以上史实，可以得出确实的结论，自先秦两汉至隋唐时期，疏勒及其东邻诸国的居民，其种族和语言与维吾尔族的祖先——回纥和回鹘绝然不同。
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中部，于阗是一个大国，其西有小国皮山，其东有小国渠勒和扜弥。从考古发现的上千干尸来看，先秦时期于阗及其周围诸小国土著居民的体型为地中海类型的雅利安人种，应是塞种人的一个分支，其语言无疑属东伊朗语分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佛经称之为“无忧王”，生活年代为公元前？年至公元前232年）执政时，曾因政治斗争，将北印度的贵族及其部众驱逐出境，其人逐渐北迁，后来进入于阗，并成为统治者。《大唐西域记》是这样记载其事的：“（瞿萨旦那国，即于阗国）王甚骁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门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国虚旷无人，毗沙门天于此楼止。无忧王太子在口旦叉始罗国被抉目已，无忧王怒谴辅佐，迁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间。迁人逐牧，至此西界，推举酋豪，尊立为王。”因为这个被谴的辅佐是北天竺犍驮逻国都城“布路沙布逻”的首领，其统率的豪族为“布路沙布逻”的大族，而“布路沙布逻”的汉语音译为“丈夫域”、“豪杰域”，汉语音译又多作“毗沙门”，其地即今巴基斯坦的大城白沙瓦。
因此，其族和于阗土著尊奉迁居于阗的新王为“毗沙门天王”，汉语音译为“多闻天王”，有时直称之为“北方天王”，故而称此后的国王为毗沙门天的祚胤（后裔）。这些北印度移民是何时迁居于阗的？这可从佛教传入于阗的时间去推测。阿育王执政时，国人皆崇信佛教。因此，这支北迁的豪族走到哪里，佛教也一定随之传到那里。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出使于阗国时，于阗王及其国人皆信萨满教，并以萨满巫师为国师，其地毫无流传佛教的踪迹。班超之子班勇经营西域，任职为西域长史时，在其调查和著述的西域诸国，包括于阗国的情况中，也不见佛教传入的任何史实，可见佛教传入于阗，必在班勇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离开西域以后的事。由此推测，北印度首领统率的豪族迁居于阗，并成为于阗国的统治者，必在公元150年左右。根据历史记载，北印度的统治者和民众多属塞种人，操东伊朗语，孔雀王朝时应用佉卢文，故而东汉后期的于阗国王族及居民多为塞种人，操东伊朗语（语言学称之为“和阗塞语”），自公元2世纪中期至4世纪末，通用佉卢文。于阗国的佉卢文书，曾在鄯善国遗址中发现过多件。综上所述可知，自先秦至隋唐，于阗及其周围的土著及移民，主体为塞种人，讲东伊朗语的一支——塞语，长期应用过佉卢文，与维吾尔族的祖先无关。
塔里木盆地北缘中部和东北部，先秦两汉至隋唐时期，存在龟兹和焉耆两个大国。从库车县麻扎莆塘古墓西汉初年人头骨的检测可知，公元前3~2世纪的古龟兹土著居民为地中海型的雅利安白色人种。又从龟兹汉晋遗址中出土的舍利盒上绘画的《作乐图》看，龟兹王族和土著居民也是雅利安白种人形象。从和静县察吾乎沟考古发现的人头骨检测，春秋战国时期焉耆的上古土著居民也多为白色人种。当时的龟兹国和焉耆国土著讲的是什么语言？近代在新疆库车和焉耆出土了一些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吐火罗语佛经，曾在学术界掀起一股研究的高潮。学者们皆称库车发现的吐火罗语为乙种吐火罗语，焉耆发现的吐火罗语为甲种吐火罗语，认为它们与中亚贵霜王朝的吐火罗人语言有密切的关系。1962年至1963年，考古学家在克什米尔的遗址中，发现了贵霜王朝铸行的钱币，上面铸有“赫吾提神”的真正吐火罗语佛教颂歌，其语言与库车和焉耆发现的吐火罗语差别甚大，于是，学术界改称乙种吐火罗语为“古龟兹语”，甲种吐火罗语为“古焉耆语”，并且肯定它们属印欧语系的西支克敦（kantun）语组。总之，先秦两汉至隋唐时期龟兹国和焉耆国的土著居民，无论体形和语言，都与维吾尔族无关。
先秦两汉至南北朝时期，塔里木盆地东南部有大国楼兰，后改名为鄯善。其国东有婼羌，西有小宛、戎卢、且末、精绝等小国。东汉后期，诸小国皆为鄯善所兼并。楼兰的国都在罗布泊北岸，孔雀河下游。新疆的考古学家在孔雀河古墓沟发现了一些干尸和人头骨，经过我国人类学家的检测，先秦时期的这些土著皆属高加索类型的雅利安人种，他们源自欧洲，途经高加索，先东迁至阿尔泰山周围，然后又南逾天山，迁居罗布泊周围。楼兰改名鄯善后，首都迁徙至罗布泊西南的扞泥城（遗址在今新疆若羌县的县城附近）。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该城遗址东北郊的孤台东汉墓葬中，一共发现了六个人头骨，为五男一女。经我国人类学家检测，肯定五个男子属地中海东支的雅利安人种，他们自欧洲，经今伊朗高原，又逾帕米尔，迁至塔里木盆地的，只有女性属蒙古人种。而罗布泊东部及婼羌国境，先秦两汉时期的土著则多为羌族。鄯善国最早通用的文字为佉卢文。近代在鄯善国的古遗址中先后发现了近一千件佉卢文文书，它们都是公元3~5世纪鄯善国的文物。世界诸多语言学家对佉卢文记录的鄯善国语言加以认真研究后，肯定它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克敦（kanten）语组，与古龟兹语和古焉耆语相近，但多有本地方言的词汇，因而称之为“鄯善俗语”或“尼雅俗语”。鄯善国东部的土著羌族则操汉藏语系的羌语。总而言之，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楼兰或鄯善及其周围诸小国的土著居民，无论人种还是语言和文字，也与维吾尔族的族源风马牛不相及。
无论考古发现，还是历史记载，都能充分地证实，自先秦至隋唐，塔里木盆地的土著居民，都不是维吾尔族的族源，塔里木盆地也不是维吾尔族的发祥地。
二、维吾尔族的上古历史和活动地域
维吾尔族祖先的名号，始见于《北史•高车传》，其内容是：“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高车、丁零……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斛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其中“袁纥”的原音当作on uyghur，汉字直译即是“十姓回纥”，它是十个氏族的回纥组成的部落联盟。“护骨”此后又译“纥骨”、“乌护”，其原音当作hugur或uguz，此后多作“九姓乌护”，原音皆作toguz uguz，它是由九个氏族的乌护人组成的部落联盟。袁纥和护骨是高车族中人口众多的两大强部。从上述记载可知维吾尔族的祖先袁纥和护骨，其名号始见于东晋十六国后期，相当于公元4世纪中期。
公元4世纪后期，拓跋鲜卑在今内蒙古中南部、辽宁西部、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建立了代国，它是北魏的前身。高车与代国相邻，每逢秋高马肥，经常南下侵扰代国，终于引起代国大举北征高车。《魏书•太祖纪》说：“（登国）五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登国五年”相当于公元389年。“帝”指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鹿浑海”指今蒙古高原中部的鄂尔浑河流域，高车的袁纥部（On uyghur，即十姓回纥）即游牧于此地。它们居住在高车居地的南方，按中国古代的方位观念，可称之为“高车南部”。但因高车人的方位观念与中国古代的人有顺时针90°的差角，中国古代所谓的“南方”，高车人则称“西方”，因此，照高车人的说法，鹿浑海一带的袁纥部人，属于高车西部。经过登国五年一战，以袁纥部为首的高车族人损失惨重，实力大减。
九年之后，道武帝又统大军北征高车，此战役规模更大。不到四年，道武帝再派大军北征，高车又受重创。《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六年十月）丁巳，诏将军伊谓率骑二万北袭高车……十有一月庚午，伊谓大破高车。”这段记载十分简略，不知被袭的是高车何部，而《北史•高车传》则记载得很清楚：“（道武帝）后诏将军伊谓帅师二万骑北袭高车余种袁纥、乌频，破之。”“乌频”是“乌顾”的误写，为“护骨”的异译，可知此役被袭的，也是高车的强部“袁纥”和“护骨”，他们都是维吾尔族的祖先。高车的衰败，给邻族柔然创造了崛起的天机。柔然首领社崙统率部众，北侵高车，迅速征服诸部，统一蒙古高原。于是，社崙自立为可汗，创建了柔然汗国。从此，高车成了柔然汗国的属部。柔然四出征战，皆以高车的精骑为先锋或中坚，冲锋陷阵，几乎无往而不胜。高车人的成分比较复杂，其六氏中，“解批”即是隋唐时期的“契苾”，从其“吞雹昭庆”的族源传说来看，显然出诸鲜卑。“斛律”部后来出了一位名人，叫做斛律全，人们俗称他为“鲜卑老儿”，可见斛律全也源于鲜卑，“异奇斤”则可能源于匈奴，而“狄人”又称“狄历”、为“赤狄”的一支，源于丁零；袁纥和护骨也源于丁零。秦汉之际，丁零游牧于北海（贝加尔湖）之东，西汉末年，丁零的一部分向南发展，与由大兴安岭向西发展的鲜卑为邻，共同将匈奴及以后的北匈奴向西方驱赶。东汉末年，鲜卑强盛，建立了汗国，丁零归属鲜卑。魏晋之际，鲜卑汗国解体，丁零中的狄氏、袁纥氏、护骨氏与鲜卑中的解批氏、斛律氏联合而成高车族。柔然汗国强盛时，高车成为柔然汗国的属部，其中的袁纥和护骨两部，一直或游牧于已尼陂（贝加尔湖）周围，或游牧于鹿浑海（鄂尔浑河）一带。
公元6世纪中期，突厥崛起，击灭柔然汗国，十姓回纥和九姓乌护转而成为突厥汗国的属部，依旧游牧于故地，因回纥人多势众，二部逐渐总称为“回纥”。在此后的近百年中，以药罗葛氏为首的胡咄葛氏、咄罗勿氏、貂歌息纥氏、阿勿嘀氏、葛萨氏、斛嗢素氏、药勿葛氏、奚耶勿氏逐渐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组成了回纥民族主体，俗称“回纥内九姓”，维吾尔族的祖先——回纥正式形成为一个古代民族了。
隋唐之际，以药罗葛氏为首的九姓回纥渐强，集中游牧于已尼陂（贝加尔湖）以南，与自西域东迁蒙古高原中南部的薛延陀人相邻，臣属于东突厥汗国。唐太宗初年，九姓回纥与薛延陀联合，击灭东突厥汗国，九姓回纥勃兴，其主体随首领菩萨南迁，其牙帐（政治中心）搬到了蒙古高原中部。出于自谦，菩萨拥护薛延陀首领为可汗，率众臣属于薛延陀汗国。《新唐书•回鹘传》是这样记述其历史进程的：“回纥姓药罗葛氏，居薛延陀北婆陵水上，距京师七千里，众十万，胜兵半之……有时健矣斤，众始推为君长，子曰菩萨……时健死，部人贤菩萨，立之。母曰乌罗浑，性严明，能决平部事，回纥由是寝盛。与薛延陀共攻突厥北边，颉利遣欲谷设领骑十万讨之，菩萨身将五千骑，破之马鬃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声震北方。由是附薛延陀，相唇齿，号活颉利发，树牙独乐水上。”“婆陵水”即色楞格河，地处贝加尔湖之南，下游注入于贝加尔湖。由这条记载可知，九姓回纥又集中游牧于贝加尔湖南的色鄂格河两岸。薛延陀部原居金山（阿尔泰山）及其西面拽咥河（额尔齐斯河）两岸，隋末唐初，在首领夷男的率领下，东迁至蒙古高原中部，臣属于东突厥汗国。“天山”非指今日新疆的天山，而指蒙古高原杭爱山脉中段的腾格里俄特冈山，古称“郁督军山”，其地为突厥汗国和东突厥汗国牙帐的驻处。“活颉利发”汉语音译为“大王”。“独乐水”即今土拉河，在蒙古高原的中部，鄂尔浑河以西不远。又由这条记载可知，当突厥强盛，征服十姓回纥和九姓乌护后，曾将鹿浑海（鄂尔浑河）一带的回纥和乌护人逐往北方，将其地建为突厥汗国的牙帐。直至唐朝初年，回纥和薛延陀联兵击灭东突厥汗国后，首领菩萨才又率领多数部众重返了鹿浑海以西不远的独乐水（土拉河）故乡，并在其地建立了自己的牙帐。
薛延陀可汗对回纥和契苾、仆固、同罗、拔野古、浑、思结、阿跌、多览葛等铁勒九部征索很多，同时又明目张胆地与唐朝为敌。于是，菩萨之子——回纥首领吐迷度统率铁勒九部，助唐击灭薛延陀汗国，并遣使唐朝，请求在各部之地设置唐朝官吏。于是，唐朝在回纥的居地设瀚海都督府，任命吐迷度为都督；又分别在铁勒诸部牧地设置都督府或剌史州，任命各部首领为都督或剌史。唐朝又在漠北设置燕然都护府，统辖诸铁勒部落的都督府和剌史州。唐朝统一蒙古高原，回纥的功劳居多；在击灭薛延陀汗国的过程中，回纥在九姓铁勒中的威望不断提高，九姓铁勒与回纥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于是，九姓铁勒成了回纥可靠的同盟者，回纥的“外九部”就此形成。
公元7世纪末，突厥首领骨咄禄裒集散众，重振雄风，攻占单于都护府（故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的土城子）及其周围，又北征回纥及铁勒九部，东征奚、契丹，西征拔悉密和葛逻禄，因自立为颉跌利施可汗，建牙帐于乌德鞬山（今蒙古高原杭爱山脉中段的腾格里俄特冈山），重建汗国，史称“后突厥汗国”。回纥和铁勒九部重又沦为后突厥汗国的奴部，受其残酷的压迫和惨重的剥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十姓回纥和九姓乌护，才是维吾尔族的真正祖先，追根溯源，这两部源于秦汉的丁零，为魏晋南北朝时高车族中的一部分。隋唐之际，回纥的“内九姓”和“外九部”才联合为一个整体，古代的回纥族才逐渐形成。直至唐朝中期，回纥才日益发展、壮大和成熟，并建立了本民族的政权——回纥汗国。自“回纥”和“护骨”族名的出现，至古代回纥民族的形成，直到回纥汗国的建立，维吾尔族的祖先始终游牧于贝加尔湖周围和蒙古高原中部，即使回纥汗国建立之初，其国境也仍在蒙古高原。汉唐时期塔里木盆地的城郭诸国土著居民，其种族、语言、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都与维吾尔族的祖先十姓回纥和九姓乌护完全不同，绝对不能充当维吾尔族的祖先。由此可知，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等人说塔里木盆地是维吾尔人的故乡和发源地，维吾尔人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都是他们臆造的谎言。
三、畏兀儿人有关族源和发祥地的传说
元太祖四年（公元1209年），高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尔忒的斤摈弃西辽，投归成吉思汗，从此，成吉思汗为首的大蒙古国将回鹘人改称为“畏兀儿人”。“畏兀儿”的原音仍为Uyghur，只是回纥、回鹘的不同汉字音译，因此，畏兀儿人即是维吾尔人中世纪的祖先。畏兀儿人的历史文献曾多次记载他们的族源和发祥地，有着更直接，更重要的意义。由于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最早投归大蒙古国，成吉思汗认为他为第五子，他又率领畏兀儿的精壮将士随成吉思汗东征西战，屡立奇功，因此畏兀儿人在大蒙古国及以后的元朝受到特殊的优待。如果说成吉思汗的家族被称为“黄金家族”，那么，畏兀儿亦都护家族就可以说是“白银家族”，记载其家族历史的，《家传》或是《世家》，记载畏兀儿人历史的传说和故事，不但保存在亦都护家族中，而且珍藏进大蒙古国和元朝的档案馆和国史院中。
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亦都护高昌王贴睦儿补花任职为御史大夫，准备回甘肃永昌祭扫其父纽林的斤的坟墓，想要在坟前树立墓碑，元文宗特命翰林院学士，典国史院虞集撰写汉文，翰林院学士兼修国史，提调宣文阁，崇文监巙巙书写汉文和撰写回鹘文，翰林院学士、凉周公赵世延篆额，刻立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此碑至今仍保存在甘肃武威市的文庙中。碑文除记叙历代亦都护和高昌王的功勋外，还记载了畏兀儿起源和发祥地，其内容是：“臣集顿首受诏，退而考诸《高昌王世家》：盖畏兀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剌，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先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亡，树生婴，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穉者曰兀单卜古可汗，既壮，遂有人民土田，而为之君长。传四十余君，凡五百二十载，是为阿力秘毕立哥亦都护可汗，其国主号也。”“畏兀而”为“畏兀儿”的异译，其原音为Uyghur，与上古的“回纥”、“回鹘”和近现代的“维吾尔”，原音完全相同。“和林山”即哈拉和林以南的杭爱山。“秃忽剌”即是“土拉河”，“薛林哥”既是“色楞格河”“穉”同于“稚”，是“幼小”的意思。“阿力秘”为回鹘语Alp的音译，意为“英雄”、“豪杰”。“毕立哥”为回鹘语bilga的音译，汉文音译多作“毗伽”，意译为“智慧”，“聪明”。“阿力秘毕立哥亦都护可汗”显然指开国的“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骨力裴罗。虞集撰写此碑汉文时，自承参考了亦都护高昌王的谱系和家史《高昌王世家》，因此，这个有关“兀单卜古可汗”诞生和成长的神话，必然记载于《高昌王世家》中。据《高昌王世家》说，自“兀单卜古可汗”下“传四十余君，凡五百二十载”，至“阿力秘毕立哥亦都护可汗”。由此推算，自骨力裴罗建国，上溯五百二十年，则为曹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224年。曹魏初年，莫说回纥族尚未出现，就连高车族也未联合成一个共同体，因此，在回纥和高车的历史上，无法找到与“兀单卜古可汗”相对应的真人，只能看作是畏兀人上古神话中的一个角色。这个神话传说有两点是说得很确切的，即畏兀儿人的祖先为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回纥和回鹘，其发祥地在蒙古高原北部的色楞河流域和蒙古高原中部的土拉河流域。
13世纪的波斯历史家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在其记叙成吉思汗及其家族历史的名著《世界征服者史》中，也专门开辟了《亦都护和畏兀儿地的起源———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一节。回纥自兴起至建国历史，本民族虽无完整的文字记载，但是，唐朝前后的汉文史籍则对之记载得十分翔实。《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的记述虽多错误，但仍能与唐朝的史籍大致对应起来；而志费尼所记不可汗征服世界的故事，则在汉文史籍中毫无根据可寻；不过，却与畏兀儿人的另一件诗歌体的民间文学作品《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十分相似。因此，志费尼所记的这个传说，我们不能视之为历史作品，只能看作是畏兀儿人古代的民间神话。
比志费稍晚的另一位波斯历史家、蒙古伊儿汗国合赞汗的宰相拉施德•丁（Rashid al-Din Fadl Allah 1247-1318）在其名著《史集》中，也有记载畏兀儿人起源传说的章节，题目就是《畏兀儿部落》，其内容有：“据说，畏兀儿斯坦地区（W ilayat）有两座非常大的山，一座名为不黑剌秃—不思鲁黑（būqrātu-būzlūq），另一座名为兀失浑—鲁黑—腾里木（aūsqūn-lūq-tangrim），哈剌和林山位于两山之间，窝阔台合罕所建的城，也用那座山的名字来称呼。两山之间有一座名叫忽惕—塔黑（Kūt-tāq）的山。这些山区内，有一处地方有十条河，另一处地方有九条河。在古代，畏兀儿诸部的驻地就在这些河流的沿岸。这些山里和平原上，沿着十条河流居住的畏兀儿，称为温（aūn）———畏兀儿，而住在九河地区的，称为脱忽思（tūgūz）———畏兀儿。那十条河称为温———斡尔寒（aūn-argūn），它们的名字依次如下：亦失里克（aislik）、兀丁格尔（aūtinkar）、不乞思（būqiz）、兀思浑都儿（aūsqundur）、秃剌儿（tūlar）、塔尔答儿（tārdār）、额迭儿（adar）、斡赤—塔宾（aūj-tabin）、合木剌卜忽（qamlabkhū）和兀的刊（aūtikan）。
在前三条河畔住有九个部落，在其次四条河畔住有五个部落，沿第九条合木剌卜忽河畔住的部落，称为隆（lūnk）；住在第十条兀的刊河畔的，为合马黑———额的古思（qamaq-atikuz）部落。除沿着诸河居住的这些部落外，就在同一区域内，还有122个部落，但其名不详。过了若干岁月和世代，这些畏兀儿部落还没有指定的君长。在任何时候，各部落中都是通过暴力争夺，由某人做了本部落的异密。后来，所有各部为了共同利益举行了会议，并在会上议决：‘除非有一个能向全体发号施令的全权君主，我们别无出路。’全体一致满意地从诸部中最聪明的额必失里克（abislik）部落选出一名为忙古台（mankūtai）的人，授以亦勒—亦勒迪必儿（ail-ailtibir）之号。他们从兀思浑都儿（aūzqundur）部落选出另一个具有良好品性的人，把他称作古勒—亦儿勤（kūl-airkin）；他们让这两个人作了全民族（ jumhūr）和诸部落的君主（pādsāh）。他们的氏族（兀鲁黑）统治了百年之久。”在详尽地记录了上述故事后，拉施德•丁说明了它的来源：“畏兀儿人所记载的他们的惊人事迹、奇异事件以及他们的某些信仰，按照他们所述，极其详尽地记载于《畏兀儿人篇》的专史中。”②他接着讲，关于高昌回鹘亦都护巴而楚克（barajuq，即《元史》中的“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的历史，即“作为这部吉祥史书的附录”。由此看来，早在元朝之前，畏兀儿人即有一部用本民族文字———回鹘文写成的本民族专史，书名即叫《畏兀儿人篇》。
由上引段落看，这部专史在讲述畏兀儿人的起源时，十分真实地记叙了畏兀儿先民的发祥地及上古的名称：斡尔寒（即鄂尔浑）河一带的十河（十条支流）和九河（九条支流），住在十河沿岸的畏兀儿人称“温（aun） -畏兀儿”，此即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十姓回纥”（On uyghur）；住在九河沿岸的畏兀儿人称脱忽思（Tūgūz）———畏兀儿，此即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九姓乌护”或“九姓乌古斯”（Tuguz uguz），回鹘文的记载与汉文的记载完全相符。接着叙述全体畏兀儿人选举出两位首领，一位名叫“忙古台”（mankutai），这显然是一个蒙古化的名字，“忙古”为“蒙哥”的异译，意为“神圣”，畏兀儿语作“卜古”（bogu），“tai”为蒙古语表示人性的附加成分，因此，这个“忙古台”应当即是畏兀儿人后来追认的“卜古可汗”、“不可汗”。畏兀儿人授给他的官号是亦勒-亦勒迪必儿（ail-ailtibir）， ail是il的波斯语变音，回鹘语的意思是“国家”， ailtibir是iltaber的波斯语变音，回鹘语的意思是“王者”，两词相连，即是“国王”之意。另一位所选首领不知其名，授给他的职位为“古勒—亦儿勤”（kūl-airkin）。“kūl”，汉字往往音译为“阙”，意为“大”、“总”。ailkin为ilkin的波斯语音变，汉字音译为“俟斤”，意译为“部落首领”，古勒—亦儿勤，汉语意译为“大俟斤”、“俟斤中的俟斤”，意为部落联盟中的大首领。在隋唐之际的回纥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打拥有“俟斤”和“颉利发”称号的大首领。《新唐书•回鹘传上》说：“大业中，处罗河汗攻胁铁勒部，裒责其财，既又恐其怨，则集渠豪数百，悉坑之，韦纥乃并仆骨、同罗、拔野古叛去，自为俟斤，称回纥……有时健俟斤者，众始推为君长。”隋炀帝“大业中”，相当于公元611年。处罗为东突厥汗国的可汗。“韦纥”的原音为Uyghur，是回纥早期的另一汉字音译。就大体而言，《畏兀儿人篇》的记载是真实和科学的，没有一点迷信和虚构的神话色彩，符合维吾尔族祖先发源于蒙古高源的实际历史情况。
四、结论
（一）自先秦两汉，经魏晋南北朝和隋朝，直至唐朝前期，塔里木盆地一直未见操回鹘语、用回鹘文，与今维吾尔族名称相同或接近的部落或民族出现，可是塔里木盆地上古的土著居民，不是维吾尔族的族源。
（二）与今维吾尔族名称相同或相近的“袁纥”（即十姓回纥，原音为On uyghur ）、“护骨”或“乌顾”（即九姓乌古斯，原音为Toguz ugyz），早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即已出现于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它们是北方民族高车中的两个强大部落，是今维吾尔族的直系祖先。因此，毫无疑问地说，这两个部落才是维吾尔族的族源。
（三）无论汉文记载，还是畏兀儿人的传说和史记，都说“袁纥”、“护骨”和“乌顾”、温—畏兀儿（即“十姓回纥”）、脱勿思—畏兀儿（即“九姓乌古斯”），一直都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北部和中部。因此，维吾尔族的发祥地不在塔里木盆地，而在蒙古高源。
原载《环球视野》第388期，摘自《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