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企业家集团的形成、发展和壮大，是在工业化推动下英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对这一新兴社会集团的阶层出身进行研究，能够揭示工业化早期英国社会流动的趋势和特点。在充分掌握关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企业家集团来源的计量研究成果基础上，借鉴社会学中有关社会阶层结构研究的方法，考察英国企业家集团起源所揭示的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趋势、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在企业家创业成长中的影响，讨论工业化冲击下英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可以发现，在工业化早期，英国社会流动具有社会开放度提高、水平流动占主流、垂直流动跨度小、底层中等阶级面临向上和向下两种流动压力等四大特点。
【关 键 词】企业家集团；社会起源；社会流动
【作者简介】尹建龙，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历史系讲师。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02203104）。
一、企业家集团的兴起和社会流动的新现象
依据社会学的定义，“社会流动”（mobility）一般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位置的纵向位移，所描述的是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根据社会地位转移、流动的方向不同，又可分为上升流动、下降流动、水平流动【1】三种。社会成员在空间位置上的移动，比如从一个城市迁居另一城市，从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一般称之为“社会迁移”（migration）。
在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的社会中，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迁是促使社会流动的规模和机制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从18世纪中叶英国首先发轫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推动了英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变，另一方面则改变了英国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其中，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方面，最明显的现象是新社会阶层、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工厂主企业家集团和工厂工人成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那个“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的资产阶级，就是以工厂主企业家集团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他们是工业革命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股社会力量，也是“英国资产阶级（bour— geoisie）中最为活跃、能量最大的部分”【3】。
工厂主企业家集团的出现和崛起，让英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增添了新的组成要素，对以往的社会流动模式产生了冲击，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这些变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看待工业财富之创造和保有的社会观念——“斯迈尔斯神话”，其实质与“美国梦”类似，认为英国早期的工业家们大多是靠自我奋斗成功的“自我塑造之人”（selfmade man）：他们大多“出身卑微（标准说法是‘in humble circumstance’），生长在普通甚至是贫穷的家庭，作为工资劳动者开始其职业生涯，通过自学获得必要的知识；他们大多工作勤奋、生活节俭、品格高尚，有些人还具有发明创造才能；他们创办企业，从小打小闹开始，最终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并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4】。
“斯迈尔斯神话”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在工业化的推动下，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上升流动机会增多，大批出身社会底层的雇工成长为位于社会中上层的雇主（工厂主）就是证明；第二，工业化促使后致性因素而不是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许多工厂主企业家不是靠继承父辈的财产，而是靠自己的拼搏努力和高尚品德获得成功。
“斯迈尔斯神话”流传广泛，对19世纪英国的社会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的许多外国观察家和英国人自身都觉察到了在工业家群体中广泛存在的这种“自助成功”的现象，如19世纪初编纂伯明翰历史的学者威廉·休顿、工9世纪中期生活在曼彻斯特的外科医生盖斯凯尔、为大工业辩护的安德鲁·尤尔、仇视工厂制度的托利党人理查德·奥斯特勒等，都认为那些在大工业中发财的工厂主们大多出身低微，本来是些手艺人，如制帽匠、钟表匠等，靠自己的奋斗与努力取得了成功。这种认识也在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在19世纪小说家们的笔下，工厂主们——无论其扮演正面或反面的角色——都是“白手起家”的“自我塑造之人”，如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玛丽·巴顿》中的工厂主老卡逊或《南和北》中的约翰·萨恩顿，克莱克夫人的小说《绅士约翰·哈利法克斯》中的主人公约翰·哈利法克斯，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中用幽默夸张的手法所塑造的焦煤镇主宰、大工厂主约瑟亚·庞得贝等人，都是此等角色。
许多严肃的学者在研究中也深受影响。《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的作者保尔．芒图认为，工业革命中的工业家们来自社会的所有阶层，但大多数人来自社会的中下层，是“这些农村的农夫、铁匠、织工和剃须匠构成英国大工业家的第一代”【5】。通过追溯一些工业家的家谱，芒图发现工业家的出身大多与农业有关。【6】在1948年出版的《工业革命》一书中，T．S．艾什顿则认为，在工业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工业家来源于“英国社会的所有阶层和所有地区”【7】，其中既有贵族，也有教士、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员，但更多的人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他们在企业发展的初期大多十分节俭，“经营者同意付给自己很少的工资，限制他们的家庭消费，而将利润用于投资”【8】。广泛存在的这种现象使艾什顿认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垂直流动的规模和可能性要比此前或此后的任何时代都要大。【9】
关于“斯迈尔斯神话”产生的背景、实质和社会影响，笔者曾经做过较为详细的梳理。【10】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企业家的社会出身和起源问题，国外学者应用计量研究的方法，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其中法国历史学家F．克鲁泽于1985年出版的专著《第一批工业家的起源》是采用计量研究方法对工业家起源进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此，笔者在《国外学术界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家在社会各阶层分布情况的统计研究》【11】一文中已经对国外研究状况和学术成果做了部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本文希望依据国外学者对企业家起源所做的研究成果，采取计量研究的方法，首先考察企业家集团的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趋势，以揭示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流动的开放度；其次将考察在英国工业化时期影响人们社会地位流动和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相关机制，也就是对当时英国的社会流动机制进行分析，以揭示其社会流动的公平度；最后则力图总结在工业化冲击之下，英国的社会流动所呈现的新特点。
二、社会流动趋势和流动机制的变化
企业家集团的来源研究，考察的是一个“目标确定的、单向度的社会流动趋势”，也就是说，在这一研究当中，企业家集团（以及它所属于的中等阶级）是其他社会阶层、集团进行社会流动的目标，我们所要揭示的是在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哪些阶层更易于通过垂直的或者水平的社会流动成为企业家集团的一员。以一个社会集团的经历（虽然企业家集团是推动工业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为切人点，考察工业化过程中英国社会流动机制的相关问题，为此需要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流动研究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部分，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方法论而言，社会流动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式来进行分析。一种是流动表分析，通过职业或阶级阶层的等级划分，对父辈职业地位与子女职业地位进行交互分析，或者对其本人最初职业地位与当前职业地位进行交互分析，考察代际的和代内的职业地位或阶级阶层位置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对流动机会、流动规则和流动模式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分析出社会地位获得的继承性的大小，进而将其作为评估社会开放程度的一根标杆。另一种是布劳一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它主要考察和比较先赋性因素（如家庭背景）和后致性因素（个人能力、进取心、教育水平等）对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所产生的影响。上述两种分析方式比较适合于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架构基本稳定、变化不太剧烈的社会中发生的社会流动，是社会流动研究的主流模式。【12】此类模式也非常适合于我们将其应用于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
1．利用流动表分析法研究工业革命时期企业家的起源所揭示的代际流动和代內流动趋势
分析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的流动率，所依据和使用的资料一般包括：被调查者本人的职业与其父亲职业的交互分析表（代际流动表），借此考察代际之间的职业地位或阶级阶层位置的变化情况；被调查者最后一次王作变动所导致的职业地位的变化情况（当前职业与之前职业代内流动表）；被调查者本人的最初职业与当前职业的交互分析表（初职与现职代内流动表）三种，借此考察个人所经历的职业地位或阶级阶层位置的变化。流动表分析可以展示代际和代内的各种流动频率（包括上升流动率和下降流动率等），同时也可以显示哪些阶层的成员有较多的上升流动机会，而另一些阶层的成员只有很少的上升流动机会或者不流动甚至向下流动。【13】
表1是代际流动表。通过分析其数据可以发现，父辈属于上等阶级和劳工阶级的企业家都不多，分别为20人和16人，占考察总量的比例分别为8.8％和7.1％；绝大部分企业家的父辈属于中等阶级（103人）和底层中等阶级（87人），占考察总量的比例分别为45.6，和38．5％，两者相加，共有190人，占总量的84．1％。从社会流动率来看，不流动率达到45.6％，与总向上流动率相似，其中以底层中等阶级的向上流动率（小跨度）为主，为38.5％，劳工阶级的向上流动率仅为7.1％。
F．克鲁泽的研究所揭示的企业家集团的代际流动趋势可以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民本迪克斯对132位生活在1750—1850年间的工业家的研究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工业家出身于工人（worker）或小农场主家庭，其他三分之二的工业家则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且大多已经在相关的产业从业多年。【14】在埃瑞艾特·E．哈根选取作为研究对象的72位工业“革新家”（innovator）中，有7l％的革新家其父亲的收入属于中等或殷实，29％的革新家其家庭收入属于低收入水平。【15】
这些数据说明，英国工业化时期新兴工厂主企业家集团的代际流动趋势是以中等阶级内部的水平流动和以小幅度、短距离的向上垂直流动（从底层中等阶级到中等阶级）为主导，出身社会底层的劳工阶级向上进行大跨度垂直流动的机会较小。
表2是当前职业与之前职业代内流动表。通过分析其数据可以发现，在创建工业企业之前属于中等阶级的工业家占考察总量（316人）的44．9％，在剔除不明情况的人员后（剩余266人），比例上升为53.4％；属于底层中等阶级的工业家占总数的26.8％，在剔除不明情况的人员后比例上升为32.O％；两者相加，属于中等阶级和底层中等阶级的工业家在总数中所占比例达到71.7％和85.4％；而属于上等阶级的工业家只占2．5％和3.0％，属于劳工阶级的工业家只占9.8％和11.7％。在社会流动率方面，由于“直接创建企业”的50人在社会分层上应当归人中等阶级，所以，不流动率达到60．7％，总向上流动率仅为36．6％，其中以小跨度的向上流动率为主，为26.8％，大跨度向上流动率仅为9.8％。
表3是初职与现职代内流动表。通过分析其数据可以发现，出身于中等阶级的工业家占考察总量（243人）的35％，在剔除机械、陶瓷业后（剩余185人），比例上升为40％；来源于底层中等阶级的工业家占总数的39.5％，在185人中比例上升为45.9％；两者相加，来源于中等阶级和底层中等阶级的工业家在总数中所占比例达到74．5％和85.9％。在243人的统计中，其所从事的第一种职业属于劳工阶级的为55人，所占比例为22.6％；在185人的分类总计中人数减少了35人，变为20人，比例下降为l0.8％，这说明那些所从事的第一种职业属于劳工阶级的工业家们，主要集中在机械业和陶瓷业，从组成劳工阶级的三个职业群体（熟练工人、家庭作坊工人、非熟练工人）来看，主要集中在“熟练工人”这一群体（从43人变为1。人，减少了33人）。
F．克鲁泽所选择的这些工业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都是创建了“大型工业企业”的人，这就把大批的中小企业主排除在外。在一般情况下，创建大型工业企业，要求有较多的资本、较高的管理水平、较广阔的原料和销售市场及业务联系，这都不是劳工阶级和底层中等阶级的许多人所具备的，所以在表1和表3中，劳工阶级和底层中产阶级的比例较小，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一家企业的规模可以从小到大，从茅屋中的家庭作坊发展成为高大宽敞的工厂；同样地，大部分的工业家并不是直接创建大型工业企业的，他们一般都是从小做起，靠很小的本钱创业，靠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才智，又能抓住机遇，才一步一步地积累资金、经验，最后发展成为大工业家。所以，一个在创办企业时属于中等阶级的工业家，他的第一份工作很可能只是一个熟练工人或家庭作坊工人，还有可能只是一个流浪汉或非熟练工人。这种前后的差异，可称为“发展差异”。因此，在企业家集团的初职统计中，出身劳工阶级和底层中等阶级的比例较大，是情理之中的。从社会流动率来看，不流动率分别为20.2％、35％和24.9％、40％，而向上总流动率达到48.5％、62.1％和40.5％、56．7％，这是几组数据中唯——次流动率超过不流动率。
这些数据说明，英国工业化初期企业家起源的代内流动趋势是以中等阶级内部的水平流动和以小幅度、短距离的向上垂直流动（原本属于底层中等阶级的人成为企业家，进人中等阶级）为主导，但是工业化导致的新经济形式的出现扩大了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和机遇。许多出身熟练工人和底层中等阶级的人抓住机会，甘冒风险，依靠自己的积蓄或借钱，采用新式机械，创办小工厂、作坊，一步步地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企业，这样的事例是非常多的。因此，可以说，从大量企业家出身劳工阶级的上层（熟练工人）和底层中等阶级（这两个群体的差距很小，其界限非常容易跨越，同质性高）这个事实来看，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工业化为英国的社会中下层提供了较多大跨度向上垂直流动的机会。
2．企业家起源研究所揭示的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
在人类社会中，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先赋性因素，这是指个人先天具有的如性别、年龄、家庭环境等因素；其二是后致性因素，这是指个人后天的努力和成就等因素。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对这些影响人们社会流动和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相关因素（机制）的考察，就是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分析。也可以说，社会流动机制研究关心的是社会个体自己后天获得资源影响了他的社会流动，还是他先天继承的资源影响了他的社会流动。【16】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一般都会导致就业空间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社会流动的规模、速度、机会甚至路径，改变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发挥作用的相对范围和程度，后致性要素逐渐取代先赋性要素，成为决定社会流动机制的主要规则。
工业化是推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英国是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也形成了第一个现代工业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社会的流动机制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考察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主企业家的来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这种转变的幅度和特点、揭示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在新社会阶层形成中的作用。
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中，父亲的社会职业地位在各种先赋性因素中最受重视，因为它决定了子女在进入社会时所拥有和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这些社会资源又分为两种：其一是外在继承性资源，如父亲可以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或社会关系，来为后代谋求社会地位，子女可以获得父辈遗留的资产等；其二是内在开发性资源，也指子女自身的人力资源，这主要体现为子女所接受的教育和能力的培养，父亲的社会地位越高，就越有利于帮助子女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为其所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17】
在对工厂主企业家来源所做的研究中，重视其父辈的职业和社会阶层分布状况，一方面可以考察代际流动的趋势，考察社会流动的开放度；另一方面也能够考察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趋势，考察社会流动的公平度。
通过对表l的分析，可以发现，父辈属于上等阶级和劳工阶级的工业家并不多，绝大部分工业家的父辈属于中等阶级和底层中等阶级。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创业型企业家都来自于社会状况较好家庭，父辈的社会职业地位等先赋性因素对他们的创业和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先赋性因素，父辈的社会职业地位在子女初职地位的获得中具有重要影响。父辈的社会职业地位越高，子女所接受的教育越好；同时，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父辈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职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或社会关系，来为后代谋求较好的职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说，社会个体的初职地位是父辈先赋性因素发挥作用的主要表现，而社会个体的初职地位也决定了其实现社会流动的基点，各种后致性因素都是在这个基点上发挥作用的。
因此，考察工厂主企业家集团的初职地位，对我们了解先赋性因素在企业家创业中的作用具有非常大的启示意义。例如，在表3中，将那些在分类中属于“直接创建企业者”归人中等阶级的行列，将“作为父亲或亲戚的合伙人或雇工开始工作”一类归人底层中等阶级行列以后，其所从事的第一种职业属于这两个阶层的工业家在两种分类总计中分别有181人和159人，所占的比例分别是74．5％（181／243）和85．9％（159／185）。
这说明，研究对象中的大部分工厂主企业家依靠家庭提供的教育和各种社会、经济资源，在创业之初就占据了较高的起点，先赋性因素在这些工厂主企业家以后的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验证了这种结论的正确性。如根据安东尼·霍尔对兰开郡纺织业工厂主所做的研究，1850年之前通过“世袭”，也就是通过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父亲或者近亲的企业从而成为工厂主的共有188人，占研究对象总数（351人）的53．6％，而自我创业的“新人”仅有163人，占46．4％。这些“新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斯迈尔斯式”的“自我塑造之人”——出身寒微，创业资金很少，为企业的生存发展艰难拼搏的人；但是，绝大多数的“新人”是另一类，是那些具有比较富裕的家庭背景，或者与那些已有成功企业有密切联系的人。【18】
通过上面的分析，就工业革命时期影响企业家成长和社会流动的各种要素而言，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工业化和经济结构变迁的过程中，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和公平性不断增大，但是各种先赋性因素对社会个体的成长、发展仍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产生的工厂主企业家集团，大多来自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处境较佳、在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体制中占据一定优势的群体。
三、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流动的特点
西方学术界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大多是围绕着工业化命题展开的，致力于探索工业化是否导致了社会流动机会特别是上升流动机会的增多，是否导致了社会流动机会公平度的提高，以及讨论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在决定个人社会流动机会方面作用的变化。如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在1960年代就得出结论，认为工业化导致社会结构由封闭走向开放，向上的社会流动是工业化社会的一般特征。【19】当然，布劳和邓肯的结论是针对工业化的综合影响而言的，就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而言，工业化对英国社会阶层结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英国的社会结构流动出现了哪些新变化，通过上面的分析和论证，基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具有规律性的结论：
1．社会流动规模扩大，社会阶层结构的开放度提高
以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为代表的工业化生产模式，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方面的革命性变化，按照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看法，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结构的变革，会在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中造成“断裂”（discontinu— ity），这种“断裂”主要是由于进行“创新”的困难所导致的。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人生产体系。要实现这些新的组合并不容易，企业家不但能发现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而且还要切实推行。所以，企业家必须才华卓越，必须具有“超常的智慧、意志与能力”。正是由于这种艰巨性，因此在变革的过程中，那些统合并体现了新生产方式各要素的“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那些控制着即将被新过程所代替的现存生产和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虽然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相反地，新组合通常可以说是体现在新的商号中，它们不是从旧商号里产生的，而是在旧商号旁边和它一起开始进行生产的……特别是在竞争性的经济里，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合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它在一方面也说明了个人和家庭在经济和社会中上升和下降的过程”【20】。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具有“非同一般的意愿和智慧的人”是一种全新类型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他们甘愿冒险，采用新原料、新方法生产新的商品，并开辟新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变革主要是由这些新人而不是由控制着现存经济结构的资本家完成的，所以每一次经济结构的转变都会带来领导延续性的断裂，“一般说来，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主去建造铁路”【21】。这种“断裂”必然会增加社会的开放性和社会垂直流动的机会。在工业革命中，各行业工厂主企业家的大量涌现，使英国社会更具有活力和流动性。
根据上文的研究数据，有较大比例的企业家出身于劳工阶级，出身底层中等阶级的人数比例更大，他们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拥有大量资产的企业家，提升了自己社会地位，这本身就标志着社会流动开放性的增大。
2．水平流动作用大，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大。新兴社会精英集团主要来自老精英群体，是后者掌握经济资源形式的转化的反映
可以发现，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流动的机会和机率，但是这种社会流动主要是以社会地位的水平位移为特征的水平流动。同时，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大，是导致纵向流动为主的根本原因。企业家们的父辈所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为其创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初始资本、人际关系网络等，这是那些“出身寒微”的劳工阶级难以企及的。同时，许多工厂主企业家在建立工厂之前已经在其他行业从业多年，积累了资本、经营管理经验，对他们而言，创办工厂、进人生产制造领域，仅仅是寻求、利用新的发财机会，是自己所掌握的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这些角度来看，工业革命时期兴起的工厂主企业家集团，与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精英集团相比，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异质群体，两者之间具有天然的继承性和一致性。
3．垂直流动的跨度小
就其所造成的社会垂直流动而言，这种垂直流动的幅度很小，大部分是短距离的流动。也可以说，这种流动与其说是在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不如说是在社会阶层内部的流动，是那些处于中等阶级下层的人们——他们跟熟练工人的差别并不大——变成了富有的工业家，成为中等阶级上层中的一员。这样的流动在前工业化时代也同样存在，只不过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迅速增长，使得这种社会流动的规模扩大了，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新兴工业精英集团，改变了既有的社会阶层结构。【22】从本文所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很大比例的企业家来自底层中等阶级，出身劳工阶级进入成功企业家集团的人数、比例都小，上升的难度较大。
当然，这可能是与所选择和使用的资料有关，大部分研究对象都是成功的企业家，其经营规模较大。而中小型企业抗拒经济波动的能力较弱，易于倒闭，其资料档案难以保存，此类企业家的经济、社会影响有限，关于他们的传记资料很少且难以搜集。这是对企业家研究中难以克服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关于社会流动的结论。
4．底层中等阶级面临着向上和向下两种流动趋势的压力，但以向下流动为主导
工业化的经济变革，为那些具有上进心、经营头脑和一定资本的小生产者提供了更多的发财致富的机会，扩大了社会向上流动的开放度。本文研究对象中的许多人都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积累了财富，提高了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实现了向上的垂直流动。但是，工厂制度和大机器生产这种全新的生产模式，其所要取代和消灭的也正是这些前工业化时期的底层中等阶级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以手工劳动和家庭作坊为主导的生产模式。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巨变中，这些人的命运也不外乎三种选择：第一，一小部分人能够抓住机遇，主动应对生产模式的变革，白手起家，成为新兴企业家集团中的一员，向上流动；第二，绝大多数人则因传统、自身素质、资金缺乏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在经济变革中处于极度被动的地位，其家庭小作坊破产，自己沦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大部分手织工的命运就是如此，这是向下的社会流动；第三，也有部分人或者转变行业，如进入零售业、服务业等，维持了自己底层中等阶级的社会地位，或者在一些对个人技能要求很高、短时期内难以实现机械化生产的行业，这些手工艺人和工匠的生产模式和社会地位得以保存。关于工业化进程中底层中等阶级的分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做过经典的解释：“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23】
工业革命使英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社会结构是封闭、凝固的。彼得．马西阿斯等经济史学家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基本上是无意向性的、群众自发的社会经济现象，它不是由国家运用政治权力组织和推动的。【24】促使这一自发现象最早在英国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但英国较早地发展了一种以“土地贵族一中等阶级一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新的社会结构，以及这种三层式社会结构所具有的公开性和流动性特征，是促使生产力各要素得以充分发挥、并最早开始工业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
在这种三层式社会结构中，由于存在着日益增大的层次复杂的中间阶层，社会各阶层或阶级间的界线较模糊，各阶层之间没有刚性的制度性差别，唯一的区别是占有财富的多寡，各阶层都不是封闭的群体，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在社会阶层的阶梯上攀爬上升，其结果是使社会结构内部总是充满活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业革命与工厂主企业家集团的兴起仅仅是这个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一个例证和延续。但是，工业化毕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由此导致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趋势的变化，即使单纯从量变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巨大的。工厂主企业家出身来源之广泛，“斯迈尔斯神话”影响之深远，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注释：
【1】水平流动特指社会成员从一种职业转移到了另一种收入、声望、社会地位基本相同的职业，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属于同一水平线的流动。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3】马克思：《流亡综览》（Karl Marx，Surveys from exile，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David Fernbach），哈蒙德斯沃思：企鹅书社1973年版，第262页。
【4】F．克鲁泽：《第一批工业家的起源》（Francois Crouzet，The First Industrialist：Zhe Problem of Origin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5】【6】保尔·芒图著，杨人缏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4、301页。
【7】【8】【9】T．S．艾什顿：《1760—1830年间的工业革命》（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78、14页。
【10】尹建龙、陈晓律：《“斯迈尔斯神话”；19世纪英国社会对工业家起源的认识》，《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11】尹建龙、陈晓律：《国外学术界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家在社会各阶层分布情况的统计研究》，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编：《现代化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53—473页．
【12】【1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l39页。
【14】R．本迪克斯：《工业中的工作与权威》（Reinhard Ben-dix，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Ideologies ofManagement in（Ac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l974年版，第24页。
【15】埃瑞艾特·E哈根：《论社会变迁理论》（Ererett E．Hagen，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How Eco—nomic Growth Begins），伦敦：塔维斯托克出版社l964年版，第295—296、301—304页。
【16】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第180页。
【17】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第198页。
【18】安东尼·霍尔：《1830—1860年间的纺织业工厂主》（Anthony Howe，The Cotton Masters，1830—1860），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19】相关结论可参见布劳、邓肯：《美国职业结构》（PeterM．Blau、Otis Dudley Dunc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纽约：威利出版社1967年版，第163—177、]99—205页。
【20】【21】J．A．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J．A．Schumpet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Credit，Interest，and zAc BusinessCycle），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84—87、66页。
【22】F．克鲁泽：《第一批工业家的起源》．第14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0页。
【24】P．马西阿斯：《第一个工业国家》（Peter Mathias，TheFirst Industrial Nation：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l700—1914），伦敦：梅休因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页。另参见F．克鲁泽：《18世纪英法经济的比较》，王觉非编：《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1页。
The Tendencies and Traits of Social Mobility in British Societ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ome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of British Industrialists
YIN Jian-l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 f ei 230039,Anhui, China）
Keywords: British industrialists; social origins; social mobility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numbers and power of the founders and owner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grew rapidly, the industrialists became an important and special bloc of British social structure. The Trends and Traits of Social Mobility in British Society can be reflected with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of Industrialists. Many scholars did their research by the method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ame out with some new findings. Based on the studying of classical social theories, the author first analyz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trends indicated in the origins of industrialists,secondly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congenital factors and ac- quired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s and the changes of social mobility mechanism.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 per discusses emphatically the four traits of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uch as The ad vancement of opening degree, the dominance of horizontal mobility, the minor span of vertical mobility and the pressing tendency of flow-up or flow-down faced by lower middle-classes in the British social structure.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合肥 230039）
来源：《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