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时法国画展谈沪上八十年代画界精英风云

信息来源：北京青年报 [微博]  |  阅读次数：2206次  |  更新时间：2016-07-18 11:06:18

法国画展上临画

“文革”之后，在中国美术界的第一件大事，是“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后各界将这次展览称为法国画展)的来华展出，时间是1978年三月到四月。上海的展出地点在当时的中苏友好大厦二楼东南大厅。这是“文革”后外国西洋名画来华的第一次，又是如此规模宏大地在曾经经历了拒绝西洋艺术的大陆展出，对大陆艺术界之震惊是空前巨大、影响极为深远的。

刚刚经历“文革”，政府对这次画展极为重视，决定选拔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画家在画展期间临摹原作。在国外博物馆中的临摹件尺寸不得与原作相同，而在大陆没这规矩，临摹的画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上海美术馆收藏。受命参加这次临摹工作的有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王永强、赵渭凉等十几位当时上海著名的油画家。

展览大厅是用隔板围起来的，围墙约离建筑大厦很高的落地大窗户七八米远，观众都在围墙内很大的空间行走观画。而白天，画家们临摹的画布画框则放置在围墙之外，隔墙上有几处小门，以便工作人员进出。

我三天两头去画展看画，得空儿就溜到小门外去看葆元画画。葆元有时也在白天临作，我还给他拍过几张照片。

1984年，我们在一起

葆元受命临摹的是法国著名画家巴斯蒂昂－勒帕热作于1877年的《枯草》，一张在展厅中极受注目的大幅油画，与魏景山两人合作。葆元那张大小相同的仿品就摆在挂原画的墙背后，他手上提着那本印刷得很烂又薄薄的画展图录作参考，翻到《枯草》那一页，遇到有些记不清的时候，就从小门出来挤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再看一眼原作。而更多的情况，是画家们在画展闭门后的晚上作画。那么多世界名画前如此混乱的临画现场，若让外国画展主人看见，一定得吓死人家。

几年之后的我，也有幸受命在毕加索和澳大利亚等几个外国画展期间晚上进入美术馆临摹原作，那种状态与白天的参观决然不同，名画前的栏索没有了，我们可以随意观摩，如果有谁伸手触摸都无人知晓，画架画板也都与名画近在咫尺。

上海美专三大才子

1960年9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立，属上海市高教局和文化局双重领导，设五年制本科，校址在陕西路。美专的油画和雕塑系主任为涂克。首届油画系学生15名，其中著名的三大才子是夏葆元、魏景山和陈逸飞。

葆元以其才艺出众修养深厚而得画界推崇，更被一大批在野绘画爱好者公认为才子中的才子。他不甘于当时流行的苏派画风，而早早在残纸破页中寻出欧洲艺术的真谛。

比葆元大一岁的魏景山似乎从来都没有决心花全部精力去绘画，他的心思好像永远脱不了音乐。记得80年代初，有一次我到他家玩，他刚练全了老柴提协的第一乐章，兴致勃勃地一定要拉给我听。就是以后到了美国，钢琴也得买上好几架才舒坦。

1963年从预科班毕业转入大学部的陈逸飞比葆元又小了两岁。他的古典音乐修养和葆元、景山相比几乎是零，凭我的印象，逸飞在70年代末最大的音乐爱好，是听邓丽君。上海美专的五年过去，恰逢成立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美专的油画雕塑系师生都成了创作室成员，当时全室创作人员为三十六人。

夏葆元：素描信手而来 处处可见才气

夏葆元清高，从不钻营拍马，因其性格毕业时被嫉贤妒能的红色领导分配到工艺美术研究室任艺术指导，与专业绘画脱节。除了1971年底被选参与《黄河组画》创作外，到约八十年代初那么漫长的岁月，一直无缘参与题材性的油画创作。于是，葆元便攻素描，犹如肖斯塔科维奇无法写自己的交响曲而攻于四重奏一般。葆元的素描信手而来，处处可见他的才气，笔笔但见他处世淡然之性格。

在他家中与他单独相处之时，谈着谈着，他会拿起笔来。在他那几本蓝布封面的写生簿里，有我的画像，也有陈丹青的。整个七八十年代，葆元用炭精条所作的许多人物写生成了画界追崇的榜样，他小小的斗室也成了新一代绘画精英求教的场所。而我是他最没出息的一个学生，我的兴趣一直在音乐与绘画之间游移不定，以致被陈丹青起了个“艺术活动家”的绰号。

夏葆元的古典音乐修养很高，只是不会弹奏乐器而已。晚饭后他习惯躺在斗室的长沙发上看书，室内的收音机里放着古典音乐，他随着音乐起舞歌唱，再快的节奏他都能赶上。

那时候，我似乎特近水楼台先得月，外界一大批学画的，都是捧着二三版模模糊糊的葆元素描照片，而我都是“临摹原作”，临完几张后再去换几张来，但我学而无术惭愧惭愧。

葆元1981年第二次为我妻子作画，作为给我结婚的礼品。葆元曾先后借此画于三处展览，也曾在上海的《美术丛刊》发表，取名为《新娘》。魏景山对此画推崇之至，认为这是葆元当时近几年来最好的一幅画。

陈逸飞：匆匆离去颇有诗意

陈逸飞，三位才子中年纪最轻的他，因各种机遇和自身能力最为国人知晓。在当年美校的一班同学中，陈逸飞真称得上是匹黑马，他在各方面都很努力，逐渐脱颖而出。但逸飞有一次对陈丹青说：“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学夏葆元。”逸飞的匆匆离去颇有诗意，让人感动。早年逸飞的众多作品都是与当年绘画界的几位佼佼者合作而成。

陈逸飞早期素描

第一炮打响他名声的是1969年冬天的水粉宣传画《金训华》。金是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农场青年，这幅画因受到江青的肯定而在党刊《红旗》杂志12 月刊封底上发表，这是《红旗》建刊以来第一次发表绘画作品，影响极大。这幅画早期曾“三易其稿”，由逸飞的发小徐纯中主稿，逸飞在后期参入并与徐纯中各自画了一幅色彩画，而最后在《红旗》刊登的是徐纯中作的那幅。应中央指示，作品作者要用笔名，徐景贤向姚文元汇报时定了“逸中”。宣传画《金训华》出名后不久，逸飞入了党并担任了油雕室领导。多年后逸飞曾说：“《金训华》一画对我的一生影响是巨大的。”

逸飞以自己本名最早亮相的，是1971年著名《黄河组画》中的《黄河颂》，四幅油画组画不久遭到批判，只有逸飞的那张《黄河颂》后来在全军美展上再次露面。

陈逸飞《黄河颂》（布面油画/1972年）

1970年的5月，四个乐章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发表，激发了全国艺术界的热情。1972年，由《解放日报》组织的《黄河组画》在上海展出，也引起从未有过的轰动。那是在上海美术馆南京路成都路的旧址，作品幅数与钢琴协奏曲四个乐章一样，也是四幅，统一尺寸每张都在一米半、高三米半左右。第一幅《黄河船夫曲》是严国基所画，第二幅是陈逸飞画的《黄河颂》，第四幅《保卫黄河》是由秦大虎和张定钊两位画家合作，而几乎所有正宗派画家和野路子美术爱好者，都把目光盯在了夏葆元和王永强合作的第三幅《黄河愤》上。

该画由王永强构图，夏葆元完成。葆元绘画手法与常见的不同，老练果断潇洒，极其大胆，在一道强光之下，八路军战士的脸居然铁青而没有血色，这与当时的政治标准格格不入。或许，葆元忘记了用当时的政治观念充分武装自己的头脑。不知是谁说这有点宣扬战争恐怖论，于是，一大堆批判的帽子向葆元压了过来。

1973年，尽管政治空气仍然十分浓郁，但有良心的艺术家还是从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位置，并传递出一些个人的艺术理念。逸飞的双连画《红旗》，就是那年令人瞩目的好作品。虽然最终它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厄运，但这两幅画还是鼓舞了一批爱好艺术的人。

魏景山：画面说多地道就多地道

魏景山自画像

魏景山，一个完全的艺术家，为人忠厚诚恳，从不把名利地位放在心上，他的作品也历来受绘画爱好者崇拜。我始终怀念他在70年代初创作的一幅油画《行程万里》，画的是一个铁路火车司机站在车头门口背光而立。画面说有多地道就有多地道，看了无法忘怀，只可惜此画遭批判，现已不知遗失何方。

1970年夏，魏景山和邱瑞敏等几位画家参与创作了由《文汇报》组织的系列油画红色娘子军系列，发表后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1971年，魏景山与陈逸飞在赵渭凉《建设者》原创的基础上，合作了《开路先锋》并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他俩1977年再次合作的《占领总统府》是由著名军史画家何孔德推荐的中国军事博物馆订件，画面上许多被同行啧啧称道的细部质感都出于景山之手，但面上的荣光似乎都让逸飞一人占了。现在逸飞走了，有些画册网站上的逸飞画展，在他俩几幅合作作品的名单上干脆连魏景山的名字也删去了，我想逸飞知道也不会让他们这么做的。

至于魏景山从未露面的大幅油画《毛主席和华国锋》(和韩辛合作)，更是精彩绝伦。撇开政治内容不谈，该作应是中国油画近百年来屈指可数的精品之一。几年前听韩辛说起，这幅画扔在油雕室仓库里无人光顾，已几乎废了。

景山为人和气真诚，我家人都喜欢他，他也为我家中几乎所有成员都画过肖像。与陈逸飞大刀阔斧的苏派绘画风格截然不同的，是魏景山刻画细致含蓄、充满人文气息的抒情。尽管他们师出同门，但景山似乎从欧洲绘画与音乐中吸取了更多养分，加上他卓越的艺术气质，使他的绘画与那般苏派风格的同学拉开了距离。景山对艺术的追求，犹如他在描写中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巨幅肖像画一样，远离政治纷争而专注于艺术。在画布面前，景山的思想只有色彩和笔触，只想到如何刻画才会更令自己满意，而从不在意名利地位与座次。真正的艺术家本应是这样的，不是吗？

陈丹青：小幅见大画的经典作品

陈丹青的经历与绘画作品，国人知晓的程度大概仅次于逸飞，不必我来啰唆。他与旭东同岁，同样被发配江西插队，也同样在插队时已名声远播。

陈丹青画夏葆元

除了才气天赋，是他的勤奋。丹先生的文学与音乐修养亦是圈内人中可数的。记得有一日他和弟弟来我家玩，脱口问我一句：“有一首巴洛克乐曲开首声势浩大，十分激昂，我和弟弟都记不清是何曲何名，你可晓得？”着实把我将了一军。

丹青画了《西藏组画》不久的某日，我去他家，他拿出刚拍的120幻灯片示我，又要我猜原作尺寸，幸好我还算有眼力。丹青的《西藏组画》幅面不大，但有大幅作品的气派，是小幅见大画的经典作品。丹青出国前热衷于画瓷盘画，他曾两次送我青龙瓷盘画，尤其一个小盘画得尤为精彩。

林旭东：脑中的电影理念比绘画更强烈

林旭东，在一副老式眼镜后面隐藏着一双聪慧的眼睛，他的素描，尤其是他画的石膏像素描，绝对是国内美术界的极品，无人可比。旭东出生于国外，幼时随父回国，“文革”插队时既已名声大噪，“文革”末期与葆元一起合作连环画使他的名字更为响亮。旭东的思路敏捷设想独到，具有导演天赋。他脑中的电影理念似乎比绘画更强烈，而且这种状况越演越烈，后来几乎是脱口不离电影。

旭东与葆元的连环画创作，其实旭东是总策划。但旭东的绘画艺术有时会有较大落差，偶尔会出几张似乎颇为幼稚的作品。其实，真正的艺术家有时是会这样的。这种奇怪现象后来在他报考中央美院时引起一些人的疑问，他在京考试成绩不佳，有人怀疑他与葆元的合作是徒有虚名。

那年，他的考龄已到极限，但考绩仍不甚理想。一日，美院孙景波教授走过学院大门，见门房老头拿了一叠未录取通知书和退件正要寄出，信手一翻见旭东的也在其中，便说：“此人的不能退，他若退了，以后我们中央美院会丢脸。”于是旭东入了中央美院分到版画系。其实他的油画是非常棒的，他家里画了几年的巨幅红军将领群画极为精彩，完全是中国的苏里科夫，只是此画从未拿到美术馆去展出。

韩辛：标准的野路子出身

韩辛，是70年代上海几位精英画家中最年轻的一个，标准的野路子出身，在上海无数自学绘画者中全凭自身天赋闯出名声。逸飞多次跟我说，韩辛这小贼嘴巴那么糗，要不是画得好，真没有人睬他。我知道逸飞嘴上讲的好像满狠，心里其实很喜欢这小弟。逸飞开始叫韩辛为他的画帮忙，但作品上都没有韩辛的名字。第一张合作的应该是肖像画《吸烟斗的人》，画的是著名作家肖马，严歌苓的父亲。

1979年，肖马在离我家不远的锦江饭店写电影剧本《淝水大战》，每逢我休息，肖马就来我家听音乐谈天，有时还拉我一起去导演汤晓丹家谈剧本。那时期逸飞正在替肖马画像，可又一直缺席，所以画面上其实韩辛的笔触更多。之后，这张画与逸飞另一张苏派风格的吴健肖像画《戴眼镜的人》一起在市展挂出，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两张画。

韩辛的素描运笔独特，油画细腻时犹如十五六世纪的尼德兰画派，粗狂时像是德朗再世。韩辛在70年代中期画了很多水粉风景画，极为出众。我曾有一张韩辛画的枯树林，是我认为在他那一大叠风景画中最好的一张，简直就是个活脱的西斯莱，可惜在出走他乡时不知掉在哪里了。

韩辛在中央美院期间结识美国学生朱迪·安雅兰，结婚后于1981年去了美国，还得了UCLA硕士学位，是出国的中国艺术家中少数仍从事绘画并生存得不错的一位。韩辛每每寄我的信或卡片都有他的新作。

张充仁：人们在老先生的画前观赏良久

从“文革”晚期开始，随着所谓的落实政策，父辈一些资产阶级亲友开始相互走动。随着我在画界朋友圈的扩大，来我家的艺术家也越来越多，在“文革”晚期和80年代，我家成了上海几个艺术家们常来常往的艺术沙龙之一，好些当红的青年画家和作家都在我家看到过一幅油画，那是张充仁先生1944年所作的《大理花》。

张充仁在1935年以油画、解剖学、透视学三个第一名成绩，毕业于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回国后不久即与作为三一印刷公司主要投资人的我祖父章荣初相识，在马相伯、蔡元培、徐悲鸿等人发起和我祖父的赞助下，举办了个人画展，非常轰动。张充仁为我祖父母画过多幅肖像油画，为曾祖父章清儒做过全身骑鹿铜像。1944年张先生为我父母结婚画的一幅静物油画，一直挂在我家客厅。

来我家的朋友，夏葆元、陈逸飞、魏景山、赵渭凉、陈家泠、陈丹青、林旭东、韩辛、李山、张健君、杨正新、白桦、肖马、严歌苓、陈冲等等，几乎在第一次看到该画时，都会在画前观赏良久。记得陈逸飞站在画前看的时间最久，并说还是老画家的东西好；韩辛首次看到该画，对竟然能在此见到张的旧作感到十分惊讶和兴奋；葆元用他那惯常的调侃语气说：“哦哟，还是原作诒哉。”好些人看到这张从未面世的张先生原作时，会询问我家与张先生的渊源，在得知我家与张先生旧交和这幅画的故事后，不胜感叹，都为我家经过“文革”清洗还能保留此画感到庆幸。这幅油画在八十年代全家移民国外时，被父亲带到美国，父亲去世前把此画转于我，现在仍悬挂于我的客厅。

法国画展已过去了多年，以上我讲的几位当年上海美术界人物中除了林旭东，其余几位都在80年代先后赴美，在国外的命运也是各异，经过多年打拼后又先后重返故土，集居于曾经奋斗过又辉煌过的上海。他们中的逸飞已独自先行离去，当年叱咤风云的精英们也都已是花甲以上的老人了，但那个仍然令我这一辈人向往的时代和那些传奇人物故事，至今很少有人谈论和书写。（文/章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