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书法创作，一般而言，创作者利用笔墨在宣纸上进行线条的挥洒和切割的劳动都是有目的的。然而笔者认为，创作更应当是无目的的，因为只有进入这一境界，才可能充分注入创作者的真情实感，才可能使创作者的心态、素质及各种才华得以自然的体现，从而创作出使观赏者的心灵产生共鸣的艺术精品来。对于这一点，笔者以前曾为此而迷惘苦恼、烦燥徘徊过很长时间，甚至想扔笔砸砚，产生过洗手不干的念头。通过逐渐感悟，近年略有所得，现提出来与同道商榷。
记得小时候跟祖父学练毛笔字，每天要按柳公权字帖临写一篇，只是怕写不完挨说。上中学时，我的字经常得到老师的夸奖，还经常为人写些对联什么的，我也很爱听到这类夸奖的话。后来文革开始了，我又因为作文和写字都较好，成为我所在红卫兵组织的宣传部长，那时便认为，把大字报和传单写得漂亮，是为了捍卫“老人家”。
后来当了兵又当了干部，我所在的军机关参加军区的标图展览，图头都是出于我一人之手的用硬笔写出的黑体字或新魏体字，我认为写字就是为了漂亮、统一和醒目。在武汉通信学院学习时，有次组织全院书画展，我们一大队没有一人报名参加，于是队里的张政委强给我下达了参赛的任务，还给我买了十张宣纸（那是我第一次用宣纸）。
当时为了完成任务而胡乱写了几个字居然在学员中独占鳌头，自己也很得意。80年代以来，我逐渐步入了书法艺术的殿堂，作品也能在全市、全军区、全军乃至全国获得一些大奖了，甚至写出的字也能换得一定的润笔费了，我便以此为虚荣。可是由于数次难以入围中国书协组织的大展以后，我便陷入了痛苦的彷惶和思考之中，数年的徘徊，我初步悟出几个字：虚静脱俗，追求自然。
之所以我的字，难以再前进一步，主要是由于自己的学书之路一直是实用主义的，是图求悦人的，因此，也就谈不上是创作，而只能算是追求虚荣的一种做作的杂耍，这种为了研媚悦人的目的必然会给心理造成巨大的压力，把抒情表意的艺术过程变成了刻意为之的制作过程，一张作品反复几十遍，直至认为“满意”为止，决无情趣。这种以追求功利为目的作品则必然是虚假的、俗气的、无感情的、不自然的、也是苍白无力的。而无目的的创作才是更高的境界。
首先，人的真实感情的袒露是无目的的。鲁迅先生曾说过：“犹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人类的感情抒发也是这样，到了有情而发之际，往往不知为什么也不问为什么，人类在“劳苦倦极，疾痛惨怛”时呼唤天地，呼唤父母时绝无任何目的性，就是想喊便喊，一切都是自然的。詹姆士也说过“当人吃饭的时候，一万万人中没有一个会想到它的有用，他所以要吃是因为食物味儿好，他吃了还要吃”。这也如同春蚕吐丝，秋蛙鼓噪，夏蝉嘶鸣一样，毫无做作，毫无目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但是一旦增加了目的性之后，如奴才在主子面前的点头哈腰，魔术师在观众面前故弄玄虚的表演，末流的流行歌手在舞台上低劣而又装腔拿调的演唱，还有照相馆里那摆出架子的艺术照片，都会使人产生虚假空伪的感觉。
人是有理性，有感情的动物。正如饥食渴饮一样，人一旦有了情感便要宣泄抒发，否则便会使精神受到压抑，便可能生病，甚至会活不下去。这是人的生理、生物、心理的要求，是普遍的自然社会现象，是人类生命的本质力量，也是人类创造力量的源泉。但是感情的渲泄又是无目的的，是自然的。这就如同一个人悲痛之极，虽然也可以强忍一时，然而一旦面对亲人或长辈之时，便会放声痛哭。在遇有大快人心之时，又会放声畅笑或举杯豪饮。说到此处，我们都会自然想起1976年的情景，全国人民先是沉浸在痛失三位共和国伟人的悲哀之中，继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举国欢乐，那场面，那无限悲痛和开心喜悦的感情都是真挚的、自然的、然而又都是无目的的，不是象影视演员那样做给人看的，这种感情的外露最感人，也最打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