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砚里的社会百态——清前期的匠人和学者》（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高彦颐（Dorothy Ko）著，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伊谁夺得天工巧，纤手专诸顾二娘。”——热衷于石砚的文官李馥（1666–1749）曾如此称赞为他制砚的顾二娘，而我们却还不认识这位在清代以砚雕闻名的女匠人。同样，委托制作石砚的顾主、矿工、刻工、设计者、品鉴行家和收藏家，他们都是石砚产业和文化的一部分，却隐身在历史的各个角落，鲜为人知。高彦颐（Dorothy Ko）的《石砚里的社会百态——清前期的匠人和学者》（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将这群人集结起来，为我们打开一个由石砚的制作、设计、交换、流通、使用、收藏等流程串联起来的文的世界。
高彦颐在这本书里精心安排了一趟旅程，带领读者通过石砚从多维度认识清前期的匠人和学者。除导论和结语，全书共五章，一章一地，从一方砚台到另一方，陆续在特定的空间里展示与石砚交织在一起的其他实物研究对象、史料文本、个人活动和群体形象。书中第一站便是紫禁城，康熙、雍正两位皇帝，他们命令造办处砚作由包衣首领及旗下奴仆等设计宫廷石砚。进而南下，第二章的主角是广东采石场（今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白石村）的工人，包括矿工、凿工，他们在源头上控制端砚的产出。雕刻设计的环节以苏州为重，这里自然成为书中第三站，作者带我们参观顾二娘执掌的石砚作坊和托名于她的砚台。顾二娘的品牌效应不仅限于苏州及周边地区，而且遍及江南石砚市场，她的顾主网络一度延伸到福建。由于参加科举的考生在南方流动等原因，石砚入闽，第五章满纸都是福建收藏家和一群南方文人墨客对石砚的热情。他们不仅品评石砚写赞辞，还亲自拿起刻刀，参与石砚的再创造。
在一个石砚的世界里，这些人之间产生关联：钦点松花砚为御砚的康熙皇帝、穿行于皇宫内外操办制砚的刘源（约1641–1691前）、生平信息很少但留下精美山水端砚的刻工王岫君、了解采石凿刻整道工序的道光年间砚学专家何传瑶、为砚写史的高凤翰和林涪云，等等。无论有名或无名，书中出现的人物都涉及石砚的制作、使用、收集和写作，他们一齐使得石砚流通于宫廷与社会之间，共同缔造石砚的款式风格和价值评估，成为以石砚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反之，石砚也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石砚为焦点，高彦颐在书中发起对劳力之于劳心、手工艺人之于学者官员这种二元区分的挑战。她在清初重建文人体制的时代里追溯多元的人物和群体，模糊我们已有认知中的身份标签。比如同为工匠手艺人，虽然有些可以游走于宫墙内外，但宫廷造办处的就是与黄岗村里的不同。或者，同样习文断字，也曾寒窗十载，但那些放弃科考转投笔墨营生的，就无法与考取功名已拜官封爵的为伍。明末清初的朝代更迭中，读书人既在仕途谋求治国齐家的理想，又委身于文化产业的萌芽，于是这个群体产生自然划分，划分后的不同身份也天然地共享流淌在读书人身体里的文墨。
在众多身份里，作者关注到学者和匠人，并勾画出学者式匠人（ scholar-artisans）与匠人式学者（artisan-scholars）相对。打破既定身份标签的界限，高彦颐提出一种新的描述，即“文（的）艺” （the craft of wen），将文与艺融合在一起。这不是通常所说文学与艺术的简称，而是文人的手工技艺，指科举教育体系下成长的读书人将其政治理想和文化修养或表达于手工操作的实践之中，或转投到手工艺品的鉴藏之中，甚至有人以此安身立命。
重新界定身份标识，就意味着重新审视社会地位和权力分配。实际上，选择石砚为切入点，就意味着作者在质疑学术研究通常关注文人雅士却弃置其他形式的文化。高彦颐在书中提到，无论品鉴者、赏玩者如何有权威，他们也无法亲自下矿做考察，而是端着成品建构出某种对石砚价值的判断。更何况，无名的雕工、矿工、古玩店主、清洗石砚或磨墨的下人、用墨砚写字的学子，甚至装砚台的紫檀木盒，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改变着今天在博物馆或收藏家橱柜中发现的石砚的外观和触感。所以，收藏家对藏品的评估首先在矿场的源头上被采石者规定了一部分，而且整个砚台的制作和流通过程都参与改变它之于其他藏品的地位。换言之，收藏家被这一系列经手石砚的其他人所影响，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高彦颐引导我们经历漫长而曲折的旅程，也是为了在这本书里寻找物质文化的影响力。她在思考手工活动是否会作用于头脑中的理念，物品和技艺是否会改变思想史。作者提出，清代中前期的砚台等实物刻字的工艺或许与乾嘉考据学的兴起有关。整个清前期的上层统治者都有赏玩器物的嗜好并推崇物质本身和物质经验。而且，因为石砚之上必须要有“文”的装饰，即添加书写描画等文人崇尚的元素，而福州收藏家为学习如何再现几代前的砚台上所刻文字，积极地收集、整理和诠释古代和他们当代的文本，这些文本和研究过程继而与考据学不谋而合。这个视角可以补充已往学术研究的不足，不失为一个大胆假设，但也需要将来更多的研究和论证给出答案。
高彦颐
作者坦言自己没有使用高深的方法论，我倒觉得书中有两种不常见甚至有争议的方法值得一提。一，作者运用材料时展开历史想象，叙述中穿越时空。比如关于出自顾二娘之手的石砚，文本档案和实物之间很难找到对应点。几乎无法识别现存的有哪一方砚是顾二娘亲手所雕。这是收藏界没能解决的问题。对此，作者也坦率承认考证的局限。但她在有限却足够的史实基础上利用辅助人物和材料编织出一个顾主和社交网络，以此支撑顾二娘的形象，勾画出苏州及周边南方地区到福建的石砚流通渠道。在处理时间叙述的时候也是如此。本书关注的是清前期即康熙、雍正朝的文人匠人，涉及到清中期乾隆朝的收藏家。但在回溯石砚及其上题词书画的源头和版本时，书中多次直达宋元时期，甚至汉代以前。在巧妙的时空搭建中，清中前期反成了作者打开的时间通道，使读者的视野延伸到不同的时间线。
二，作者本人亲自使用刻刀，描摹一方方石砚。民国以前的金石学家大都能够自己雕刻铭文，高彦颐也是如此。她不写自己没有尝试过制造的东西，不详细讨论自己没有亲自检查的物品。正因如此，作者对单个石砚的检视才会使得砚上每一个细节栩栩如生。这一点在书中精美插图和与之相应的文字描述上体现最为明显。比如书中对刘源上贡的松香水月墨、御香龙德墨、端石双龙砚及其副产品（如紫檀木盒等）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性描写，用作者本人的直接观感带领读者的眼睛去认识这些藏品，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样的方法消弥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作者本人与石砚之间的亲近感也拉近了读者与书中描绘的世界之间的距离，联结历史中的学者匠人与今天的我们。可以说，本书最终成了高彦颐的手工作品，作者本人是设计者也是实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