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祖上的遗训不准子孙踏人仕途,因此尽管他满腹诗书却无意功名,而是以书画自娱兼用作治生的工具。这本来是颇值得自鸣清高的,但他却从不到处声明自己与官场上的人决不来往。他的画名越来越大,三教九流慕名而来的门限为穿,他都一视同仁,其中当然也包括对官场上的风雅之士。这本来是需要作些辩白以释嫌疑的,如“我之所以与官场上的某某人来往,主要是因为他真正是一位艺术方面的爱好者而不是其他”之类,可是他从来不作诸如此类的辩白。
于是他的画名更大,虽然没有上达天聪,阁老重臣中推重其画艺的却大有人在;他是一位本份的人,足迹几乎不出乡里,自然没有陪同阁老重臣周游列国天下的荣遇,但阁老重臣中遣书下札者却是常有的。这本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如诚惶诚恐地告诉别人“某某阁老居然也知道我的画艺”之类,可是他从来不作诸如此类的宣传.于是便闹了一个笑话,有一位新上任的地方官想在衙邸的一堵墙壁上作些装饰美化,便向手下人征求当地能画画人的名字,手下人当然推荐了他,这样的壁画本来是三四流的画家也不屑承担的,大名鼎鼎的他却老老实实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后来地方官进京办事,阁老们纷纷请其代向画家致意,方才大吃一惊,弄明了他的来头和份量,回到任上赶快向他陪礼道歉,他却说:“父母官的差遣,子民是理当效力的。”
当时绘画商品化的大潮波澜壮阔,他的作品厥价日增,于是便有不肖之徒冒名造假。这本是一件值得愤慨的事,以他的关系甚至可以诉诸法律,然而他却平淡地表示:“人家为了吃饭,也是情有可原,更何况人家的水平不见得在我之下,有的更在我之上,我不过占了出名在先的便宜而已。”一时造假其作品的风气越演越烈,片楮朝出,到了傍晚便有逼真的模本,几天后达到十多本,真假莫辨。因为他的宽厚,穷困的画家每每造假他的画上门请他签上真的名款,有人买到他的假画也请他鉴题定为真迹。弄到后来,他自己回收流散出去的作品,竟然也有收得伪作而卒莫能辨的。
这位画家,值得自我标榜的事太多,值得自我炫耀的事太多,值得自我愤慨的事也太多,致使他的每一幅画都可以写出一个故事。可是他不标榜,不炫耀,不愤慨,所以终其一生也就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故事。这位画家,便是明代的沈周,赫赫有名的吴门画派的领袖;他的学生辈唐寅,疯疯颠颠的,流传于世的故事家喻户晓,起码比他多出几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