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春天,黄燎宇得到一个特别的生日蛋糕:猛一看,是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的《艺术社会史》!封面一模一样,尺寸也差不多。当黄燎宇拿出手机给我看生日蛋糕照片的时候,其乱真的程度让我一度以为是图书封面的图片。“可见这本译著对您非常重要。”“没有没有,是家人请一位糕点艺术大师做的,我事先都不知道这件事。”黄燎宇一边和我说着话,一边习惯性地用手挠挠剃光的后脑勺,脸上洋溢着笑意。
大部分中文世界的读者或许会对《艺术社会史》的作者阿诺尔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的名字比较陌生,但对于相关专业的学者却并非如此。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艺术史和艺术社会学大家。但是读过其著作、了解其思想的人少而又少,他的学术地位也鲜为人知。“很少有人知道豪泽尔是卢卡奇和阿多诺的同龄人、同路人,并且基本同属一个学术重量级,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三个并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社会学家’。如果说卢卡奇和阿多诺的名字在我们的文化圈里已是如雷贯耳,那么豪泽尔就像一个需要被隆重推出的学术‘新人’。”造成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是对豪泽尔著作的翻译严重滞后。他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此前并未被译成中文,其中包括他的代表作《艺术社会史》。我们也几乎没有引进相关的研究文献。国内学界有关豪泽尔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论述《艺术社会史》一书的文字更是难得一见。
所以,当2006年商务印书馆向他发出翻译这本书的邀请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学生时代,黄燎宇专业主攻德语文学,博士论文写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托马斯·曼写了好多艺术家小说,我希望从各个角度去了解艺术家是怎么回事,尤其是艺术社会史,如何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艺术的发展,艺术、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黄燎宇读到了这本书的德文原版。读下来,他觉得这本书“写得非常好”:一是内容信息量很大,是公认的权威学术著作;二是作者文笔好,曾因这本书获得德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奖。黄燎宇自言,阅读《艺术社会史》于他不仅是一次知识大丰收和一场别致的思维训练,还是一种语言享受。豪泽尔的语言严谨、大气,而且不乏学术激情和论战气势。如果豪泽尔的语言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多半不会接受这一翻译任务。“我是翻译领域的享乐主义者。但是,豪泽尔的语言翻译起来并不轻松。翻译豪泽尔,既要应对句法挑战,又要应对词汇挑战。”因此,豪泽尔书写的那种层层叠叠的长句子是他的笔译课的保留节目。
《艺术社会史》最初用德文撰写而成,但德文版的出版时间晚于英文版。英文版于1951年在伦敦面世,书名为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一开始为两卷本,后来变为四卷本(已六次再版)。德文版于1953年由慕尼黑的贝克出版社(C. H. Beck)推出,至今已再版十几次,目前德国各大书店依然在销售该书。贝克出版社称该书为该社的“常青树”。时至今日,《艺术社会史》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大语种。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德文艺研究界乃至整个知识界,《艺术社会史》曾掀起一阵思想小旋风。黄燎宇认为,这一方面要归因于《艺术社会史》的大气魄、大气象、大视野。这部著作不仅对从石器时代到20世纪初的欧洲艺术发展史(古代部分也提到了近东)进行了勾勒和阐释,讨论了包括造型艺术、文学、音乐、建筑、戏剧、电影、综艺演出在内的形形色色的艺术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它系统地将跨学科方法应用于艺术史研究,对各种艺术现象进行跨学科的考察和分析,在哲学、美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思想史、文化史、心理分析、电影理论等十来个领域纵横捭阖、来回穿梭,为艺术史研究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可以说,在豪泽尔之前,没有哪一本艺术史使用过这等学术长焦和学术广角镜头,在豪泽尔之后,这样的长焦和广角恐怕更是难得一见,因为我们的学术已逐渐步入后现代,步入后英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社会史》堪称‘孤本’,甚至有空前绝后的意味。”
套用汽车界的术语,黄燎宇称豪泽尔是典型的“德系学者”。黄燎宇说,德系学者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嗜好——借用一个艺术史术语——巴洛克式的长句,也就是那种层层叠叠、盘根错节、绵延不绝的主从复合句。这种巴洛克式长句通常由一个主句和若干从句组成,从句又是立体结构,分一二三四级,主句和从句由关系连词连接,主句和各级从句还可能带有各式各样的插入语。如此蔚为壮观的句子,常常游走半页纸甚至一页纸才肯停顿,停顿的标志是句号。打造这样的语言,需要缜密的逻辑,因为复杂的结构总是逻辑思维的体现,同时需要良好的身体素质,因为没有足够的肺活量,恐怕很难一口气把句号出现以前的词句读溜、读完。
“会德语的外国人也可以对此表示羡慕。可是,这种语言很难进入其他语言,进入中文尤其困难。从句法看,中文和德文是截然对立的两个语言世界。中文不喜欢长句、复合句,中文青睐短句和排比;中文的句号对肺活量没什么影响,也管不了那么宽;中文不习惯关系连词,看不惯通篇的‘因为……所以’‘虽然……但是’‘如果……那么’。这不是因为中文不讲逻辑,而是因为中文欣赏隐形逻辑或者说无形逻辑,倾向于让读者自己去寻找或者体会潜伏在字里行间的逻辑关系。”鉴于中德语言之间的这种反差,黄燎宇得出的结论是:学术德译汉的第一诫是“拆”,也就是说,翻译的时候必须逐一拆除德语中的巴洛克式语言建筑,拆得越多越好,拆得越碎越好,拆得越短越好。他戏称自己是带着拆建意识投身于《艺术社会史》的翻译工作,而该书的翻译也由此变为一项浩大的拆建工程。
传统德系学者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博学。相比一般德系学者,豪泽尔身上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黄燎宇称其为“学术纵横家”。“他在《艺术社会史》中游走于十几个知识领域,穿梭在欧洲几大文化之间,旁征博引时还常常直接引用英文、法文、意大利语、拉丁语。翻译这样一位跨学科、跨文化、跨语种的大学者的著作,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在此前一本小说的译序中,黄燎宇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译者就是一家公司。一个译者,不管他多么勤奋、多么自信、多么有水平、家里收藏有多少本辞书和字典,都有必要求助各路神仙(活字典),请来的神仙人数还应接近一个公司的规模。可以是二三十人的小公司,也可以是二三百人的大公司,这得视翻译作品的难度和厚度而定。请教活字典,既是因为隔行如隔山,也是因为不太信任辞书。查阅辞书,常常是你不知道的,它也不知道,它所知道的往往又不太可靠,逼着我们从因果关系去理解鲁迅说的“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所以,只好打扰各路神仙,只能请教活字典。
《艺术社会史》兼有难度和厚度(60万字),翻译过程中,黄燎宇可谓动用了百人团队。这个团队里面有中国人有德国人,有学者有艺术家,有同行有学生,有朋友有家人。“可以说,豪泽尔跨越了几个语种,我就请教了几个语种的活词典,豪泽尔穿越了几个知识领域,我就惊扰了几个知识领域的神仙。”他庆幸自己身处近水楼台,北大外国语学院这个工作平台,让他能够得到来自多个语种多个专业的援助。另外,他担任主任的北大德国研究中心亦为他提供了很多帮助。这里有各路专家学者。“我还有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做高参和知识供应商,其中包括学者、艺术家、音乐评论家。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神仙也是人,碰到高端专业词汇的时候,我常常需要跟神仙们描述和解释半天才能得到我需要的一个概念、一个说法。”
为了书中的行话和专业词汇,黄燎宇曾多次召开“神仙会”。但即便如此,很多概念的翻译仍然需要自己费心斟酌,最后作出决断。比如:遇到Urproduzent这个经济学术语的时候,如果仅仅是望文生义,按照构词法进行推论,他会将其译成“原始生产者”(黄燎宇说那将是鬼话)。后来,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告诉他,这是“初级产品生产者”。涉及广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即文学和学术著作的名称的时候,黄燎宇主张约定俗成,旧译即便不完美也不用改动。不过,如果遇到缺乏现实对应物而产生的词汇空缺,朋友圈也会失灵。当豪泽尔评论作为Dandy的王尔德的时候,黄燎宇请教过专攻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的专家,对方曾撰文论述这一现象,但是巧妙地避开了翻译。黄燎宇说,换到今天,他会毫不迟疑地把Dandy译成“精致男”。“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社会发展了,现在社会上经常可以遇到讲吃讲穿讲谈吐的男人,‘精致男’已成为非常通顺的通用词汇。”让他非常高兴的是——“当初我把几乎每一个翻译难点和疑点都进行了标注(在括弧里注上原文),以接受读者和同行的监督。回头看来,昔日的难点和疑点好些还变成了翻译亮点,其中包括一些‘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的结果。”
2020年,《艺术社会史》被商务印书馆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实际上,自中译本出版以来,该书即被众多高校用作教材。回首往事,黄燎宇一个强烈的感受是隔行如隔山。书中很多学术概念和专业术语的背后,都有着一段长长的故事。采访过程中,他屡次表达自己讨厌译著中的那些食洋不化的“鬼话”的立场。无论再高深再专业的词汇,黄燎宇在翻译中秉持的原则是通顺、自然。而豪泽尔的这本书,他“可以告慰自己”的即在于此。
(中华读书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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